元康九年（公元299年）

春季，正月

孟观在中亭把氐族人打得大败，还活捉了他们的首领齐万年。

太子洗马江统是陈留人，他觉得少数民族会扰乱中原，得趁早解决这个隐患，就写了一篇《徙戎论》提醒朝廷：“夷、蛮、戎、狄这些少数民族，本来住在偏远的地方。大禹平定天下后，西戎才归顺。这些人天性贪婪，凶狠残暴。四个少数民族里，戎和狄最厉害，他们弱的时候就服软，强大了就搞侵略叛乱。当年他们强大时，汉高祖刘邦被困在白登，汉文帝还要在霸上屯兵防守；等他们变弱了，汉元帝、汉成帝时，匈奴单于都来汉朝朝拜。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所以贤明的君主管理少数民族，就是时刻做好防备，保持常规的防御策略，就算他们来朝拜送礼，边境的防守也不能松懈；要是他们来侵犯，也不用大老远派兵去征讨，只要能保证国内安宁，边境不被侵犯就行。

“到了周朝后期，王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诸侯各自为政，边境也守不住了，大家各有各的算盘。少数民族就趁机跑到中原地区，有些诸侯还把他们招过来，安抚他们为自己效力。从那以后，少数民族不断入侵，和中原人混居在一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军力强大，把胡人赶走，把越人驱逐，那时候中原地区就没有少数民族闹事了。

“东汉建武年间，马援当陇西太守，讨伐叛乱的羌人，把剩下的羌人迁到关中，住在冯翊、河东这些空着的地方。过了几年，这些羌人人口越来越多，他们仗着自己势力壮大，又不满汉人侵犯他们利益。汉安帝永初元年，羌人发动叛乱，杀了不少将领官员，攻破了好多城池。邓骘带兵平叛还吃了败仗，叛乱甚至蔓延到河内地区。十年时间里，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百姓都深受其害，任尚、马贤好不容易才把叛乱平定。从那以后，羌人的势力一直没彻底消灭，稍微有点机会，他们就又叛乱，东汉中期的外患，就属羌人叛乱最严重。三国曹魏刚建立时，和蜀汉对峙，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两边跑。晋武帝把武都的氐族人迁到秦州，想借此削弱敌人、增强自己实力，抵御蜀汉，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长久的好办法，现在就已经看出弊端了。

“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直是帝王居住的地方，可从来没听说少数民族适合住在这儿。不是我们同一族的人，想法肯定不一样。趁着他们衰弱，把他们迁到京城附近，普通百姓习惯了就会欺负他们，这让少数民族心里恨透了。等他们人口繁衍多了，就会生出异心。他们生性贪婪凶悍，心里又满是怨恨，一旦有机会就会作乱。而且他们住在中原内地，没有山川关隘阻隔，突然袭击没有防备的百姓，抢夺野外的粮食，所以一旦作乱，祸患就会迅速蔓延，造成不可预测的灾难，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有事实证明过。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我们军力强大，战事还没完全结束，把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几个地方的羌人，迁到先零、罕幵、析支这些地方；把扶风、始平、京兆的氐族人迁回陇右，安置在阴平、武都边界。路上给他们提供粮食，让他们能顺利到达，各自回到本族聚居地，再让属国、抚夷这些官职的人去安顿他们。让少数民族和晋朝百姓分开居住，各得其所。就算他们以后想侵犯中原，因为离得远，又有山河阻隔，就算来捣乱，危害也不会太大。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氐族人刚在新平闹过事，关中又闹饥荒瘟疫，百姓日子都不好过，都盼着能安宁下来。现在还要让疲惫不堪的百姓，去迁徙本来就心存猜疑的少数民族，恐怕力量不够，事情办不成，之前的祸害还没消除，新的变故又要发生了。我的回答是：你觉得现在这些氐族人，是还留有实力，真心悔过、弃恶从善，感念我们的恩德才来归附的？还是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害怕被我们出兵消灭才这样的？答案是后者，他们是没了余力，实在没办法了。既然这样，我们就能掌控他们的生死，让他们听我们的安排。人要是喜欢自己的工作，就不会轻易换；要是住得安稳，就不想搬家。现在他们正满心猜疑、害怕，所以可以用武力威慑他们，让他们不敢违抗。趁他们死伤流散，还没重新聚集起来，而且和关中百姓都有仇，正好把他们迁到远方，这样他们就不会留恋故土。圣贤谋划事情，都是在事情还没发生时就提前准备，在混乱还没出现时就着手治理，不用大张旗鼓就能把事情办好，不用刻意彰显就能成就德行。次一等的，也能把灾祸变成福气，把失败转化为成功，遇到困境能解决，碰上不顺能变通。现在你只看到了祸事的结局，却不想着重新制定长远的策略，舍不得改变方法的辛苦，非要沿着翻车的老路走，这是为什么呢！再说关中地区有一百多万人，算下来少数民族差不多占了一半。不管是让他们留在原地，还是迁徙，都得解决吃饭问题。要是有人穷得没饭吃，粮食接济不上，那就拿出关中的粮食，保障他们的生存，这样他们就不会饿死在路边，也不会去抢劫闹事。现在把他们迁走，路上给他们提供粮食，等他们回到本族聚居地，族人会互相照顾。而留在秦地的汉人，还能省下一半的粮食，这就等于给迁徙的人提供了路上的口粮，给留下的人留下了粮仓，既缓解了关中人口拥挤的问题，又消除了盗贼产生的根源，解决了眼前的隐患，还能带来长远的好处。要是害怕一时的辛苦，就忘了一劳永逸的好办法，舍不得短时间的劳累，却留下世代的敌人，这可不是能开创基业、为子孙后代考虑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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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州的胡人，本来就是匈奴里最凶暴的。东汉建安年间，朝廷让匈奴右贤王去卑把呼厨泉单于骗来当人质，还允许匈奴部落分散住在六个郡。曹魏咸熙年间，因为其中一个部落势力太大，就分成了三个小部落；西晋泰始初年，又分成了四个。结果后来刘猛在国内叛乱，还和境外的敌人勾结，最近郝散也发动了叛乱。现在匈奴五部的人口，已经有几万户，比西边的少数民族人数还多，而且他们天生勇猛，骑马射箭很厉害，战斗力比氐族、羌族强一倍。要是哪天突然发生变故，并州地区可就危险了。

“正始年间，毋丘俭讨伐高句丽，把剩下的高句丽人迁到荥阳。刚迁过去的时候，只有几百户，现在他们的子孙已经繁衍到几千人了，再过几代，人口肯定更多。现在有些百姓丢了工作，都会逃亡叛乱，家里的狗马养肥了，还会咬人，更何况是少数民族，怎么可能不闹事！只是现在他们还弱小，力量不够罢了。

“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担心的不是人口少，而是国家不安定。以天下这么大的地方，百姓这么多、这么富裕，难道非要少数民族住在国内才能满足需求吗？这些少数民族都可以劝说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样既能安抚他们思乡的情绪，也能消除我们中原的隐患，让国内太平，四方安定，这样的德政才能流传下去，从长远看这才是好办法！”可惜朝廷没采纳江统的建议。

散骑常侍贾谧在东宫给太子讲课，对太子态度特别傲慢。成都王司马颖看见了，当场就斥责了贾谧。贾谧生气了，就在贾后面前告状，贾后就把司马颖贬为平北将军，派去镇守邺城。朝廷又征召梁王司马肜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任命河间王司马颙为镇西将军，镇守关中。当初晋武帝定下规矩，不是皇室近亲不能镇守关中，但司马颙不看重钱财，爱惜人才，朝廷觉得他很贤能，所以打破规矩任用了他。

夏季，六月戊戌日

高密文献王司马泰去世。

贾后越来越荒淫暴虐，私下和太医令程据等人有不正当关系。她还用竹箱把路上的年轻男子装进宫，又怕事情泄露，经常把这些人杀掉。贾模担心祸事牵连到自己，非常忧虑。裴頠和贾模、张华商量，想废掉贾后，改立谢淑妃为后。贾模和张华都说：“皇上自己没有废后的意思，我们擅自这么做，要是皇上不同意，该怎么办？而且现在各位王爷势力强大，各自结党，一旦出了事，我们性命难保，国家也会陷入危机，对国家没好处。”裴頠说：“确实像你们说的。但贾后这么昏庸暴虐，国家大乱很快就要来了。”张华说：“你们俩和贾后都是亲戚，说的话她或许能听进去，应该多跟她讲讲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愿她别太过分，这样天下还不至于大乱，我们也能安稳地度过余生。”裴頠每天都去劝说自己的姨母广城君，让她告诫贾后要亲近、厚待太子，贾模也多次跟贾后说这么做的利害关系。可贾后根本不听，反而觉得贾模在说她坏话，就疏远了他。贾模不得志，又气又愁，最后抑郁而死。

秋天，八月

朝廷任命裴頠为尚书仆射。裴頠虽然是贾后的亲戚，但他向来声望很高，天下人都盼着他能掌握大权。不久，皇帝下诏让裴頠专门负责门下省事务，裴頠却上奏坚决推辞，说：“贾模刚刚去世，现在又让我接替他的位置，这会让外戚的势力更受关注，也会让人觉得朝廷偏袒，给朝廷抹黑。”但皇帝没同意他的请求。有人劝裴頠：“你和贾后是亲戚，如果能劝她就尽力去劝；要是劝不动，就早点找借口离开朝廷。要是这两条都做不到，就算你上十道辞呈，也躲不过灾祸。”裴頠感慨了很久，最终还是没听这个建议。

晋惠帝司马衷脑子不太灵光。有一次，他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就问身边的人：“这蛤蟆叫，是为了公事，还是为了私事？”当时天下闹饥荒，很多百姓饿死了，晋惠帝听说后，竟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因为皇帝糊涂，朝廷大权就落到了大臣手里，政令出自多个部门，有权有势的人家互相推荐亲信、请托办事，就像在市场上做交易一样。贾后和她母亲郭槐横行霸道，公开收受贿赂。南阳人鲁褒写了一篇《钱神论》来讽刺这种现象，文章里说：“钱的样子，象征着天地乾坤，人们把它当兄长一样亲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孔方兄’。钱没有德行却受人尊崇，没有权势却让人趋之若鹜，能让人走进富贵人家，甚至进入皇宫。它能让危险变安全，让死的变活的，能让高贵的变低贱，能决定人的生死。所以，争斗没有钱就赢不了，仕途不顺没有钱就无法升迁，仇怨没有钱就化解不了，好名声没有钱就传不出去。洛阳城里那些当官的，都爱死这‘孔方兄’了，跟它形影不离，现在的人啊，眼里只有钱！”

另外，朝廷大臣都争着表现自己能严格审查事务，每当有争议的事情，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导致刑法不统一，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裴頠上奏说：“以前先王制定的刑罚和奖赏是相称的，量刑标准统一，所以百姓知道该遵守什么，官员也能安心工作。元康四年，一阵大风刮落了宗庙宫殿上的几片瓦，太常荀寓就被免职，这属于小事重罚，不符合惯例。五年二月又刮大风，兰台的官员害怕再出事，就仔细检查屋梁，找到了十五处瓦片稍微倾斜的地方，就把太常关了起来，又兴起了一场刑狱。今年八月，皇陵上一棵直径七寸二分的荆树被砍，司徒和太常吓得四处奔走，虽然知道这是小事，但又怕被弹劾，只能到处想办法脱责，到现在太常还被关着。法律条文是有限的，但违法的情况千变万化，所以才会有临时商议处理的制度，确实不能事事都按常规来。但像这些事，处理得都太过分了，我担心奸猾的官吏会趁机随意量刑。”

小主，

然而，不合理的议论还是没停止。三公尚书刘颂又上奏说：“近年来，法律的解释越来越混乱，政令不统一，官吏不知道该遵守什么，百姓也不知道怎么避免犯法，奸邪之人趁机钻空子，上级也很难约束下级。同样的事情，处理结果却不一样，司法很不公平。君臣之间，各有职责。法律必须严格执行，所以要让主管官员按照条文办事；遇到法律没规定的特殊情况，就需要大臣来解决；还有些事情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那就由皇帝来决断。主管官员按条文办事，就像西汉张释之公正处理冲撞皇帝车驾的案子；大臣解决疑难问题，就像公孙弘判决郭解的案件；皇帝决断大事，就像汉高祖杀掉丁公。天下的事情，只要不是特殊情况，都不能随意议论，必须按照法律来办。这样，法律才能在百姓心中有威信，大家才不会困惑，官吏也没办法徇私舞弊，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皇帝于是下诏：“以后郎官、令史如果发现法律有问题需要反驳，要及时上报。”但朝廷混乱的局面还是没能改变。

刘颂后来调任吏部尚书，他提出把官员分为九个等级，想让官员们安心任职，减少频繁调动，通过考核来判断能力，明确赏罚。但因为贾后、郭槐把持权力，那些想快速升官的人反对，这个制度最后没能实行。

裴頠向张华推荐平阳人韦忠，张华想征召韦忠做官，韦忠却以生病为由推辞。有人问他为什么，韦忠说：“张华华而不实，裴頠贪得无厌，他们抛弃礼法，依附贾后，这哪是大丈夫该做的事！裴頠总想拉拢我，我一直担心他会陷入深渊，连累到我，怎么能主动靠近他呢！”

关内侯索靖是敦煌人，他预感到天下要大乱，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叹息说：“以后恐怕只能在荒草丛中见到你了！”

冬天，十一月初一

发生了日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