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中还说：“臣听说仲虺称颂商汤，不夸赞他没有过错，而是夸赞他能够改正过错；尹吉甫歌颂周宣王，不赞美他没有过失，而是赞美他能够弥补过失。可见圣贤的用意十分明确，只把改正过错看作是可贵的能力，不把没有过错当成值得推崇的事情。大概是人立身处世，必定会有过失差错，无论才智极高的人还是愚钝至极的人，都难以避免。有智慧的人改正过错，从而向好的方面发展；愚笨的人以犯错为耻，反而会一错再错。向好发展，德行就会日益完善；一错再错，恶行就会越积越多。”奏疏中又说：“谏官不能做到守密而自夸，确实算不上忠厚，但这对于陛下的圣德，本来也没有什么损害。陛下如果能够接纳劝谏、从善如流，那么这件事传扬出去，只会更加彰显陛下的美德；陛下如果拒绝劝谏、不肯采纳，又怎么能禁止别人传播呢！”

奏疏中还说：“浮夸而没有实际依据的言论，不必采纳；质朴而合乎道理的言论，不必拒绝。言辞笨拙但见效迅速的，未必是愚笨的见解；言辞动听但重利轻义的，未必是高明的主张。这些都需要用实际效果来检验，用长远的眼光来考量，取舍的标准没有别的，只看是否合乎道义。”奏疏中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看到上奏议事的人，言论大多随声附和、道听途说’。臣私下认为，众人的议论，足以反映民情民意，其中必定有可以施行的内容，也有值得警惕的地方，恐怕不应该一概轻视侮辱，而不加以审视采纳。陛下还说‘试着加以盘问，马上就无言以对’，臣只觉得陛下虽然让他们无话可说，却没有让他们心服口服；能够让他们嘴上认输，却不能让他们内心信服。”

奏疏中还说：“身为臣下的人，没有谁不愿意效忠君主；身为君主的人，没有谁不希望把国家治理好。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主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君主也常常苦于臣下不能效忠。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君臣之间的心意不能相通。臣下的心意，没有谁不愿意传达给君主；君主的心意，没有谁不希望了解臣下。然而臣下常常苦于难以将心意传达给君主，君主也常常苦于难以了解臣下的实情。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存在九种弊病没有革除。所谓九种弊病，君主占六种，臣下占三种：君主喜欢胜过别人，耻于听到自己的过失，炫耀口才，卖弄聪明，滥用威严，刚愎自用，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病；臣下谄媚阿谀，观望迟疑，畏缩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病。君主喜欢胜过别人，就必然乐于听阿谀奉承的话；君主耻于听到自己的过失，就必然会忌讳直言劝谏。这样一来，臣下中那些谄媚阿谀的人就会顺从君主的旨意，而忠诚真实的言论就听不到了。君主炫耀口才，就必然会掠取别人的言论，用言辞把别人驳倒；君主卖弄聪明，就必然会主观臆断，猜忌别人心存欺诈。这样一来，臣下中那些观望迟疑的人就会为了保全自己而敷衍塞责，切磋探讨的中肯言论就不能全部进献了。君主滥用威严，就必然不能放下架子、平心静气地待人接物；君主刚愎自用，就必然不能主动承担过失、接受规劝。这样一来，臣下中那些畏缩怯懦的人就会为了逃避罪责而缄口不言，合情合理的意见就无法申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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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天下疆域如此广阔，百姓如此众多，皇宫深邃重重，君臣地位尊卑悬殊，从贤能之士往上，能够亲眼见到天子威仪的人，在亿万百姓中也找不到一个；就算是有幸能够见到天子的人，当中能够有机会和天子议论国事的，又千万人中难有一个。侥幸能够和天子议论国事的人，中间还存在着这九种弊病，那么君臣之间心意能够相通的情况就非常少了。君主的心意不能通达于臣下，百姓就会感到困惑；臣下的心意不能通达于君主，君主就会产生猜疑。君主猜疑臣下，就不会接纳他们的忠诚；百姓感到困惑，就不会服从君主的政令。忠诚却不被接纳，臣下就会用悖逆的态度回应；政令却不被服从，君主就会用刑罚来施加威压。臣下悖逆、君主用刑，国家不衰败还能等到什么呢！这就是导致乱世多、治世少的原因，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奏疏中还说：“从前赵武说话迟钝木讷，却成为晋国的贤臣；绛侯周勃质朴不善言辞，却成为汉朝的开国丞相。如此看来，能言善辩的人，所说的事情未必真实可信；言辞理屈的人，所持的道理未必就站不住脚。人的内心难以揣摩，这是连尧、舜都感到为难的事情，怎么能凭着一次奏对、一番盘问，就说已经看透了一个人的全部才能呢！凭借这样的方式体察天下的民情，必然大多与实际不符；凭借这样的态度轻视天下的士人，必然会遗漏贤才。”奏疏中又说：“进谏的人多，表明陛下能够乐于接受意见；进谏的人言辞直率，表明陛下能够包容不同声音；进谏的人狂妄虚妄，表明陛下能够宽恕他人；进谏的人泄露机密，表明陛下能够听从劝谏。只要做到其中一点，都是君主的大德。这就是君主和进谏者之间相互补益的道理。进谏的人能得到官爵赏赐的好处，君主也能得到国家安定太平的好处；进谏的人能得到建言献策的美名，君主也能得到采纳忠言的美名。即便如此，进谏的人可能会有言辞不当之处，君主却不会因此留下任何不好的名声。君主唯恐正直的言论不够恳切，天下人听不到，这样的话，君主接纳劝谏的美德就会光彩照人了。”德宗对他的这些言论，颇为采纳。

李怀光屯兵不前，多次上奏章揭露卢杞等人的罪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也都归罪于卢杞等人。德宗迫不得已，在十二月壬戌日，将卢杞贬为新州司马，白志贞贬为恩州司马，赵赞贬为播州司马。宦官翟文秀是德宗十分信任的人，李怀光又上书弹劾他的罪过，德宗也只好将他处死。

乙丑日，朝廷任命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陆贽上奏推辞，说：“当初刚到奉天的时候，随从护驾的将官官吏，按惯例都晋升了两级官阶，如今只有翰林官得到升迁。施行惩罚，应当先从权贵近臣开始，再到地位低下、关系疏远的人，这样法令才不会有人触犯；施行奖赏，应当先从地位低下、关系疏远的人开始，再到权贵近臣，这样功劳才不会被遗漏。希望陛下先录用功劳卓着的人，再普遍地对众人进行封赏，这样的话，臣也就不敢独自推辞这份任命了。”德宗没有准许他的推辞。

德宗在奉天的时候，派人去游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免他们的罪过，并用高官厚爵重金收买他们。田悦等人都暗中表示愿意归顺朝廷，但还不敢和朱滔彻底决裂，仍然像以前一样各自称王。朱滔派他的虎牙将军王郅去游说田悦说：“前些日子八郎你处境危急，我和赵王（王武俊）不敢吝惜性命，竭尽全力出兵援救，侥幸为你解除了围困。如今太尉（朱泚）三哥在关中接受天命称帝，我打算和回纥军队一起前往辅佐他，希望八郎你整顿兵马，和我一起渡过黄河，共同攻取大梁。”田悦心里不想出兵，却又不忍心和朱滔决裂，于是就答应了他。朱滔又派他的内史舍人李琯去见田悦，察看他是否真的愿意出兵。田悦犹豫不决，秘密召集扈崿等人商议这件事。司武侍郎许士则说：“朱滔过去侍奉李怀仙担任牙将，和他的兄长朱泚以及朱希彩一起杀死了李怀仙，拥立朱希彩为节度使。朱希彩对他们兄弟二人宠信到了极点，可朱滔又和判官李子瑗合谋杀死了朱希彩，拥立朱泚为节度使。朱泚担任节度使之后，朱滔就劝说他入朝觐见天子，自己则留下来担任留后，虽然嘴上说是为了忠义，实际上是想夺取朱泚的兵权。朱滔生平凡是和他一起谋划立功的人，像李子瑗这类人，被他辜负并杀害的有二十多人。如今他又和朱泚一东一西相互呼应，如果让朱滔得偿所愿，朱泚最终也不会容得下他，更何况是盟友呢！朱滔的为人就是这样。大王您怎么能窥探到他的内心，从而信任他呢！他率领幽州的十万回纥兵马屯驻在城外原野，大王您出城迎接的话，就会被他生擒。他囚禁大王您之后，兼并魏国的军队，向南渡过黄河，和关中的朱泚相互呼应，天下有谁能够抵挡他们呢！到那个时候，大王您再后悔也来不及了。为大王您打算，不如表面上答应和他一起出兵，暗地里做好防备，隆重地迎接犒劳他的军队，等他的军队到来之后，就借口其他事情，派遣将领分兵跟随他，这样一来，大王您对外不会失去报答恩德的名声，对内也不会有仓促遭遇祸患的忧虑了。”扈崿等人都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小主，

王武俊听说李琯前往魏州，就派遣他的司刑员外郎田秀快马去见田悦说：“我先前因为宰相处理事务不当，担心灾祸会牵连到自己，再加上八郎你被重兵围困，所以才和朱滔联合出兵援救你。如今天子正身处忧患之中，用恩德来安抚我们，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不悔过自新，归顺朝廷呢！舍弃历经九世的天子不去侍奉，反而去侍奉朱泚和朱滔吗！况且朱泚还没有称帝的时候，朱滔和我们是地位相当的王，本来就已经轻视我们了。更何况让他向南平定汴州、洛阳，和朱泚联合起来，我们这些人都会沦为阶下囚啊！八郎你千万不要和他一起南下，只管关闭城门，坚守城池。请允许我等待合适的时机，联合昭义的军队，出兵攻打并消灭他，和八郎你再次平定河朔地区，重新担任节度使，共同侍奉天子，这难道不是好事吗！”田悦于是下定决心，哄骗朱滔说：“跟随你出兵，一定会遵守之前的约定。”丁卯日，朱滔率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还有私自跟随的一万多人，以及回纥军队三千人，从河间出发向南进军，军用物资的运输队伍首尾相连，长达四十里。

李希烈在汴州（今河南开封）攻打李勉，驱使百姓运输土木材料，修筑攻城用的垒道；他因工程进度不快而发怒，竟将百姓连同土木一起填进垒道，称之为“湿柴”。李勉坚守城池数月，没有等到外部援军，只得带领一万多名部众逃往宋州（今河南商丘）。庚午日，李希烈攻陷大梁（汴州州治）。滑州刺史李澄举城投降李希烈，李希烈任命李澄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李勉上表向朝廷请罪，皇帝（唐德宗）对李勉的使者说：“连朕都曾失守宗庙（指此前朱泚之乱时长安失守），李勉应当安心。”对待他一如既往。

刘洽派遣部将高翼率领五千精兵守卫襄邑（今河南睢县），李希烈攻破该城，高翼投水自尽。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江淮地区大为震动。陈少游派参谋温述向李希烈表示归顺，说：“濠州、寿州、舒州、庐州等地，我已下令解除防备，收起兵器铠甲，静候您的指挥。”又派遣巡官赵诜到郓州结交李纳。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职衔）关播被免去宰相职务，改任刑部尚书。

朝廷任命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慰使。

陆贽对皇帝（唐德宗）说：“如今天下盗贼（叛乱者）遍布，圣驾流离迁徙，陛下应当沉痛地主动承担过错，以此感动人心。从前，商汤因归罪于己而勃然兴起，楚昭王因善言善行而恢复国家。陛下如果能勇于改过，向天下人公开承认错误，让所颁布的诏书毫无避讳，臣虽愚钝，也定能尽力体察圣意、草拟诏书，或许能让那些离心叛逆之徒洗心革面，归顺朝廷。”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因此，从奉天（今陕西乾县）发布的诏书，即使骄横的将领、强悍的士兵听了，也没有不感动流泪的。

有方术之士进言说：“国家正遭厄运，应当有所变更（如改年号、加尊号）来顺应时运。”群臣请求给皇帝再加一两个字的美称（尊号）。皇帝就此询问陆贽，陆贽上奏认为不可行，奏章大意说：“尊号的兴起，本非古代制度。在太平安泰时使用，已有损谦逊之德；在丧乱时期沿用，更伤害政体。”又说：“秦朝德行衰败，才将‘皇’与‘帝’合并，开始总称‘皇帝’；流传到后代，那些昏庸偏邪的君主，才有‘圣刘’、‘天元’之类的称号。由此可见，君主的轻重，不在于名称。削减尊号有谦逊、效法古制的美名，增加尊号则会招致自夸、接纳谄媚的讥讽。”还说：“如果一定要考量运数，必须有所变更，与其增加美称而失去人心，不如废除旧有的尊号来敬奉上天的告诫。”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只改了年号。

皇帝又将中书省起草的赦文给陆贽看，陆贽进言认为：“用言语去打动人心，能引起的感动已经很浅了，如果言语又不恳切，谁还会真心怀念！如今这份宣布恩德的诏书，悔过之意不能不深，引咎自责的言辞不能不详尽，要彻底洗刷过错，宣泄积郁，使人人各得其所，这样还有谁会不服从呢！应该改革的各项事宜，我已小心地另具文状一同呈上。除此以外，我还有所忧虑。我认为知道过错并不难，难在改正过错；说得好并不难，难在做得完美。假使赦文写得极其精妙，但只停留在‘知过’和‘言善’上，我还是希望陛下能进一步思考那更难的‘改过’和‘行善’。”皇帝同意了他的看法。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

春季，正月初一癸酉日，大赦天下，更改年号。诏书说：“要达到治世，兴起教化，必须推心置腹，忘掉自己，救助百姓，不惜改正过错。朕继承宏大基业，君临天下，却失守宗庙，流落于草野之中。不去追念遵循德政，过去的错误诚然已无法挽回；但深切反思过错，期望能在将来有所补救。现在明白宣示道理，以告天下。

小主，

“我（德宗自称）畏惧德行不能继承先人，不敢懈怠荒废，但由于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熟悉治国要务，积久成习，易沉溺于安逸，居安忘危，不知农耕的艰难，不体恤征战的劳苦，恩泽未能下及百姓，民情不能上达天听，事情壅塞阻隔，人心猜疑隔阂。仍然不能反省自己，于是动用武力，向四方征调军队，千里转运粮饷，征用车辆马匹，远近骚动不安，出门的要带干粮，在家的人要送行，百姓劳苦不堪。有时一天之内多次交锋，有时连年不能脱下盔甲。祭祀祖先无人主持，家庭失去依靠，生死离散，怨气凝结，劳役不息，田地多荒废。严酷的政令急于征敛，疲惫的百姓被搜刮一空，辗转死于沟壑，离乡背井，城乡化为废墟，人烟断绝。上天在上谴责而朕不觉悟，百姓在下怨恨而朕不知道，逐渐导致祸乱，变乱起于都城，万物秩序混乱，宗庙为之震惊，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亿万百姓，痛心疾首，满面羞愧，罪责实在我一人。我长久地感到愧疚哀伤，如同坠入深渊。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上奏章，不得再称‘圣神文武’的尊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都因有功勋旧，各自镇守藩镇，朕统御无方，导致他们疑惧；这都是由于在上者失道，在下者遭受灾祸，朕实在没有尽到君主的责任，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罪过！应该将他们以及所管辖的将吏等，一律如同当初一样对待。

“朱滔虽因朱泚之事受牵连，路途遥远，必定不是同谋，顾念他旧日的功勋，务必宽大处理，如果能表示归顺，也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朱泚悖逆天理伦常，窃取帝王称号，残暴侵犯先帝陵墓，其罪行令人不忍言说，他得罪了祖宗，朕不敢赦免。至于那些被胁迫跟随的将吏百姓等，只要在官军抵达京城之前，离开叛逆者、归顺朝廷并散归本道、本军的，都按赦免条例处理。

“各军、各道应召奔赴奉天以及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一律赐予‘奉天定难功臣’的名号。朝廷所加征的各种税钱，如垫陌钱、税间架以及竹、木、茶、漆、榷铁税等，全部应当停止征收。”

赦令颁布后，四方人心大为欢悦。等到皇帝返回长安的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皇帝说：“在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宣布赦书时，士兵们都感动得流泪。臣看到人心如此，就知道叛贼不足为平定了！”

（朝廷）任命兵部员外郎李充当任恒冀宣慰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