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纮回东吴接家人，途中因病去世。临终前，他给儿子张靖留下书信说：“自古以来，所有的帝王，都希望通过推行德政，让国家达到盛世。但很多时候，国家治理得并不好，这不是因为没有忠臣贤才辅佐，而是君主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任用贤才。人的本性就是害怕困难、喜欢容易的事，喜欢意见相同的人，讨厌意见不合的人，这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左传》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向善有多难。君主继承祖先的基业，占据天然的优势，掌握着八种权柄，喜欢听顺耳的话，不需要借助他人。而忠臣采用难以被接受的方法，说些逆耳的忠言，不被君主接纳，也是常理。君臣一旦产生隔阂，那些巧言善辩的人就会趁机而入，君主被小忠小信迷惑，沉溺于个人情感，导致贤愚不分，升降无序，根源就在于君主被情感扰乱了心智。所以贤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求贤若渴，乐于接受谏言，克制私欲，按道义割舍私情。这样一来，就不会错误地授予官职，臣下也不会有非分之想！”孙权看完书信，流下了眼泪。

冬天十月，魏明帝把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乎人的性命。”每次审理重大案件，他都会到听讼观亲自旁听。当初，魏文侯的老师李悝撰写了《法经》六篇，商鞅得到后，在秦国推行变法。萧何制定《汉律》时，增加为九篇，后来逐渐增加到六十篇。此外，还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这些法律条文历经各代增减修改，杂乱无章。后人又各自为其作注，马融、郑玄等儒家学者就有十多家。到了曹魏时期，实际使用的法律条文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多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于是，明帝下诏规定，只采用郑玄的注释。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但在私下议论中却被轻视；狱吏，掌握着百姓的性命，但在官员选拔中却不受重视。国家治理的弊端，恐怕就源于此。请设置律博士这一官职。”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又下诏让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人删减汉朝法律，制定了《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一百八十多篇。这些法律相比汉朝《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汉朝的旁章科令要精简。

十一月，洛阳的宗庙建成，将高祖、太祖、武帝、文帝四位先帝的神位从邺城迎入。十二月，雍丘王曹植改封为东河王。蜀汉丞相诸葛亮把丞相府和军营迁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修筑汉城，在成固修筑乐城。

太和四年（公元230年）

这年春天，吴王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士兵，渡海寻找夷洲和亶洲，想俘获当地百姓增加国内人口。陆逊、全琮都劝谏说：“当年桓王孙策开创基业时，兵力还不到一旅。如今江东现有的兵力，足以成就大业，没必要远赴蛮荒之地，万里迢迢去攻打别人。海上风浪难以预测，而且士兵到了外地，不服水土，肯定会生病。这样一来，想增加人口反而会损失人口，想获利反而会受害。再说那些地方的百姓如同禽兽，得到他们也没什么用，没有他们也没什么损失。”但孙权没有听从。

尚书琅邪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飏等人相互结交，结成朋党，他们互相品评、标榜，称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诸葛诞等人八人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这三人赶不上前面那些人，但因为他们的父亲位高权重，也被拉进来，称为“三豫”。代理司徒事务的董昭上书说：“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尊重敦厚朴实、忠诚守信的人，痛恨虚伪不实之人的，因为这些人破坏教化、扰乱治理、败坏风俗。建安末年魏讽被处死，黄初初年曹伟被斩杀。回想先帝前后的诏令，都对浮华虚伪之人深恶痛绝，恨不得立刻铲除这些奸党，每每提及都咬牙切齿。但执法的官员，都畏惧他们的权势，不敢揭发检举，导致这种不良风气越来越严重。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把做学问当作根本，反而把结交朋友当作主业；国内有名望的人，不把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清廉修身放在首位，而是把趋炎附势、追逐利益当作首要目标。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把诋毁他人当作惩罚，把结党称赞当作奖赏。对依附自己的人，就赞不绝口；对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挑毛病、找过错。甚至有人说：‘如今何必担心不能显达？只要懂得人情世故，广泛结交就行；何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要用好话哄着、用手段拉拢就行。’我还听说，有人让奴仆、门客假冒在职官员的家人，混入宫中，往来于禁地，传递书信，刺探消息。这些行为，都是法律所不容、刑罚所不赦的，就算和魏讽、曹伟的罪行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魏明帝觉得他说得很对。二月壬年，明帝下诏说：“世道的质朴与华丽，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战乱以来，经学荒废，年轻人求学不遵循经典。这到底是因为教育没做到位，还是因为选拔官员没有以品德为标准呢？从现在起，郎吏中凡是精通一经，有能力治理百姓的，经过博士考核，成绩优秀的，立刻任用；那些浮华不实、不务正业的人，一律罢黜！”于是，诸葛诞、邓飏等人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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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四月，定陵成侯钟繇去世。

六月戊子日，太皇太后卞氏离世。到了秋天七月，卞氏以武宣皇后的尊号下葬。

大司马曹真向魏明帝提议：“蜀汉多次侵犯我国边境，我们可以从斜谷出兵讨伐他们。各路将领分几条路线同时进军，一定能大获全胜。”明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下诏让大将军司马懿逆汉水而上，从西城进入汉中，和曹真会师，其他将领有的从子午谷进军，有的从武威进军。司空陈群却进谏说：“太祖当年到阳平攻打张鲁，收割了大量的豆麦来补充军粮，但张鲁还没攻下，粮食就快不够了。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且斜谷道路险阻，行军进退困难，粮草转运肯定会被敌人劫截，如果多留兵力把守要道，又会减少作战士兵，这个计划必须慎重考虑啊！”明帝听从了陈群的建议。曹真又上表请求从子午道进军，陈群再次陈述这条路线的弊端，还详细说明了军事费用方面的问题。明帝把陈群的意见发给曹真，曹真却还是坚持按原计划出兵。

八月辛巳日，明帝向东巡视；乙未日，抵达许昌。

蜀汉丞相诸葛亮得知魏军前来，把军队驻扎在成固县的赤坂，严阵以待。他征召李严率领两万人赶赴汉中，还上表请求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负责统领军队，处理李严后方的事务。不巧的是，大雨一连下了三十多天，栈道都被冲断了。太尉华歆上书说：“陛下圣德堪比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希望您先把心思放在治理国家上，把征伐放在后面。治理国家要以百姓为根基，百姓又以衣食为根本。只要让国内百姓没有饥寒之忧，不产生背离朝廷的想法，那么吴、蜀两国自己就会出现破绽，我们只需坐等时机即可！”明帝回复说：“吴、蜀两国凭借山川险要据守，太祖、世祖在前代多次征伐，都没能平定，我怎敢自负，说一定能消灭他们呢！将领们认为，如果不主动出击试探，敌人不会自己衰败，所以我才出兵观察他们的破绽。如果时机不成熟，就像周武王伐纣中途撤兵一样，我会以史为鉴，时刻谨记教训。”少府杨阜也上书说：“当年周武王伐纣时，白鱼跳进船中，君臣都大惊失色，即便得到吉祥的征兆，他们依然心怀忧惧，更何况现在出现灾异，我们怎能不警惕呢！如今吴、蜀尚未平定，上天又多次降下灾变，军队刚刚进发，就遭遇大雨，被困在险峻的山中，已经好几天了。粮草转运的辛劳，物资搬运的困苦，耗费巨大，如果犹豫不决，必然会违背最初的计划。《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是治军的好策略。’现在让军队被困在山谷中，进不能攻，退不能撤，这可不是王者之师该有的打法。”

散骑常侍王肃也上书说：“从前的史书说：‘从千里之外运送粮草，士兵就会挨饿；现打柴草再做饭，军队就不能吃饱。’这说的还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更何况现在要深入险阻之地，边开路前进，士兵的劳苦肯定是前者的百倍。如今又加上连绵大雨，山路陡峭湿滑，军队拥挤无法展开，粮草运输路途遥远难以接续，这可是行军打仗的大忌啊。往前看，周武王伐纣，出兵后又返回；看近代，太祖、文帝征讨孙权，到了长江边却无法渡江。这难道不正是顺应天时、懂得变通的做法吗？百姓知道陛下因为大雨行军艰难，让军队休整，日后有机会再出征，到那时百姓就会乐于为国家赴难，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王肃是王朗的儿子。九月，明帝下诏让曹真等人撤军。

冬天十月乙卯日，明帝回到洛阳。当时左仆射徐宣负责留守事务，明帝回来后，主管官员把文书呈上去。明帝说：“我审阅和仆射审阅有什么区别！”最终看都没看。

十二月辛未日，明帝将文昭皇后改葬在朝阳陵。

吴王孙权扬言要攻打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召集兖州、豫州的军队集结。可东吴很快就退兵了，明帝下诏让集结的军队解散。满宠却认为：“这次敌人大举进兵又突然撤退，肯定不是他们的本意，这一定是假装撤退让我们放松警惕，然后再趁机杀个回马枪，攻打我们守备空虚之处。”于是他再次上表请求不要撤军。果然，十多天后，东吴军队真的又回来了。他们攻打合肥城，久攻不下，只好退走。

蜀汉丞相诸葛亮任命蒋琬为长史。诸葛亮多次率军外出征战，蒋琬总能保证粮草充足、兵力充沛，为前线提供有力支持。诸葛亮常说：“公琰（蒋琬字公琰）志向忠诚远大，是能和我一起成就大业的人。”

青州人隐蕃逃到东吴，给孙权上书说：“我听说商纣王无道，微子率先离开；汉高祖宽厚英明，陈平率先归附。我今年二十二岁，舍弃故乡，投奔有道之君，承蒙上天庇佑，才得以安全抵达。我到东吴已有一段时间，但主事官员把我和普通降人一样对待，没有加以甄别，让我有价值的见解无法上达天听，我为此叹息不已，希望陛下能重视！我郑重地到宫门前上奏章，恳请陛下召见。”孙权当即召见了他。隐蕃入朝谢恩，回答孙权的问题、谈论治国时务时，言辞非常漂亮。侍中右领军胡综当时陪坐在一旁，孙权问他：“这人怎么样？”胡综回答说：“隐蕃上书口气很大，有点像东方朔；言辞敏捷善辩，有点像祢衡，但才华都比不上他们。”孙权又问：“他能胜任什么官职？”胡综说：“他还不足以治理百姓，不妨先试试京都的小官职。”因为隐蕃在谈论时对刑狱方面说得头头是道，孙权就任命他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多次称赞隐蕃有辅佐帝王的才能，郝普和他关系尤其亲密，还常常为他怀才不遇而惋惜。一时间，隐蕃家门口车水马龙，宾客满堂，就连卫将军全琮等人都热情地接待他。只有羊衜和宣诏郎、豫章人杨迪拒绝和他交往。潘濬的儿子潘翥，也和隐蕃来往密切，还送给他财物。潘濬听说后勃然大怒，写信斥责潘翥说：“我深受国家厚恩，立志以死相报。你们在京都，应该恭敬顺从，亲近贤才、仰慕善德。为什么要和一个降人交往，还送他东西！我在远方听到这个消息，震惊又羞愧，惆怅了好几十天。你收到这封信后，立刻去接受一百杖刑，赶紧把送出去的东西要回来！”当时的人都觉得潘濬反应过度。没过多久，隐蕃图谋在东吴作乱，事情败露后想逃跑，被抓住处死。孙权严厉斥责郝普，郝普惊慌恐惧，最后自杀了。朱据也被禁止任职，过了很久才解除禁令。

武陵五溪的蛮夷起兵反叛东吴，孙权认为南方已经安定，就把交州刺史吕岱召回，驻扎在长沙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