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陛下开创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功业，招揽有学问的人，对他们宽容优待，让大家共同为朝廷效力。可现在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邪正混杂，忠臣和奸臣同时出现在朝廷；各种奏章都送到公车署，告状的人挤满了北军，朝廷大臣意见不合，相互抵触，还互相谗毁，颠倒是非；他们迷惑陛下的视听，扰乱陛下的心意，这样的事数不胜数。他们还结党营私，往往拉帮结派，共同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的大臣得到重用，是国家大治的表现；正直的大臣被陷害，是国家混乱的开端。在这治乱交替的关键时刻，不知道该信任谁，而且灾异还频繁出现，这让我感到十分寒心。

“从初元元年到现在已经六年了，按照《春秋》的记载，六年里出现的灾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频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谗邪之人都进入了朝廷；而谗邪之人能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疑心太重。陛下任用了贤人，推行了善政，可一旦有人进谗言，贤人就会被罢退，善政也无法继续推行。一个人要是心存疑虑，就会给谗贼之人可乘之机；做事犹豫不决，就等于为奸邪之徒打开了大门；谗邪之人得势，众多贤能之士就会退隐；奸邪之徒猖獗，正直之士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易经》中有《否》卦和《泰》卦，小人的势力增长，君子的势力消退，国家政治就会日益混乱；君子的势力增长，小人的势力消退，国家政治就会日益清明。

“从前鲧、共工、驩兜和舜、禹一同在尧的朝廷中任职，周公和管叔、蔡叔一同在周朝为官，那个时候，他们相互诋毁，流言蜚语不断，这样的事说都说不完！但帝尧、成王能够识别舜、禹、周公的贤能，摒弃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实现大治，荣耀一直延续到现在。孔子和季氏、孟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和叔孙通一同在秦朝为官，鲁定公、秦始皇却认为季氏、孟氏、李斯贤能，摒弃孔子、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耻辱一直留存至今。所以说，国家治乱荣辱的关键，在于君主信任什么样的人；信任了贤能之人，就应该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任人随便转移’，说的就是坚守善道要坚定不移。《易经》说：‘发布政令要像汗水一样，汗一出就收不回去’，意思是政令一旦颁布就不能更改。可现在陛下颁布的好政令，没过多久就改变了，这就像把流出的汗水又收回去；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就将其罢退，就像转动石头一样随意。《论语》说：‘见到不好的行为，就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赶紧避开’。可现在两府上奏说那些奸佞谄媚的人不应该在朝为官，可他们多年来却一直没有被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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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陛下颁布政令就像收回汗水一样随意更改，任用贤人就像转动石头一样轻易改变，罢免奸佞之人却像移山一样困难，这样下去，想要阴阳调和，不是太难了吗！正因为如此，那些小人看到了可乘之机，就粉饰言辞，用花言巧语恶意诋毁他人，各种流言蜚语在民间到处传播。所以《诗经》说：‘我忧心忡忡，被一群小人怨恨’，小人成群结队，实在让人愤怒。从前孔子和颜渊、子贡相互称赞，却不结党营私；禹、稷和皋陶相互举荐，却不拉帮结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心为国，没有私心。如今奸佞之徒和贤臣一同在朝廷共事，他们结党营私，违背正义，迎合邪恶，相互勾结，还多次用危险的言论，企图动摇陛下的心意。如果陛下轻率地听信他们的话，这就是天地先发出的警告，灾异频繁出现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诛杀奸邪就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在两观之下诛杀少正卯，这样之后，圣明的教化才能得以推行。

“如今凭借陛下的圣明智慧，要是能深入思考天地的心意，研究《否》《泰》两卦的道理，借鉴周朝、唐朝任用贤能的做法，以秦朝、鲁国摒弃贤能的教训为戒，考察吉祥应验带来的福分，反省灾异祸事产生的原因，来衡量当今的形势变化，远离奸佞邪恶的党羽，拆散阴险不正的团伙，关闭奸邪之徒的门路，打开任用贤能的道路，果断决策，明辨是非，让对错清清楚楚，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失，吉祥之事就会接踵而至，这是国家太平的基础，也是千秋万代的福祉。”石显看到这封奏章后，更加与许氏、史氏勾结在一起，怨恨刘更生等人。

这一年夏天异常寒冷，太阳黯淡无光。石显与许、史外戚趁机诬陷周堪、张猛掌权导致灾异。汉元帝内心器重周堪，却又因众人不断谗言而摇摆不定。此时长安令杨兴因才能受宠，元帝想借他支持周堪，便问：“朝臣对光禄勋周堪议论纷纷，为何会这样？”

杨兴是个投机取巧之人，误以为元帝怀疑周堪，便顺着说：“周堪不仅在朝廷不称职，在地方上也不行！我听说众人都认为他与刘更生等人图谋诋毁皇室宗亲，按罪当诛。之前我上书说不该诛杀他，是为国家保留恩德。”元帝问：“那他有什么罪该杀？现在该如何处理？”杨兴建议：“赐他关内侯爵位，食邑三百户，但不让他再管事。这样既不失陛下对师傅的恩情，也是最佳办法。”元帝听后对周堪愈发怀疑。

司隶校尉诸葛丰原本以刚直着称，多次得罪贵戚，遭人弹劾后被贬为城门校尉。他竟上书告发周堪、张猛的“罪状”，元帝认为他不公正，下诏斥责：“诸葛丰之前在朝时多次称赞周堪、张猛，如今却因被贬而报复，用无凭无据之词诋毁他人，言行不一，极不诚信。念其年老，免予刑罚，贬为平民！”又说：“周堪、张猛虽有忠贞之名却未显成效，将周堪降为河东太守，张猛降为槐里令。”

司马光评论：诸葛丰对周堪等人前赞后毁，并非为朝廷除奸，而是结党营私求晋升，与郑朋、杨兴之流无异，算什么刚直！君主应明辨是非善恶，赏善罚恶。若诸葛丰所言属实，他不该被贬；若属诬陷，周堪等人何罪？如今双方都受责罚，善恶是非究竟何在？

贾捐之与杨兴交好，因多次指责石显而不得官。杨兴新受宠，贾捐之便说：“京兆尹空缺，若我能见皇上推荐你，你马上就能当上。”杨兴吹捧：“你文采天下无双，若做尚书令，远超五鹿充宗。”两人谋划：贾捐之代杨兴写推荐石显的奏章，称其功绩应赐爵关内侯，提拔其兄弟为官；杨兴则推荐贾捐之任尚书令。石显得知后上报元帝，将两人下狱。石显弹劾：“二人心怀狡诈，互相吹捧，企图谋取高位，欺君犯上！”最终贾捐之被处死，杨兴受髡钳刑，罚做苦役。

司马光评论：君子用正道对抗邪佞尚怕不胜，何况贾捐之以邪攻邪，怎能免祸？

这一年，清河王刘竟改封为中山王。匈奴呼韩邪单于势力渐强，塞下禽兽被捕猎殆尽，单于足以自卫，不再惧怕郅支单于。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王庭，不久后单于北归，百姓逐渐归附，匈奴局势安定。

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 二月：大赦天下。

? 丁酉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升任丞相，右扶风郑弘任御史大夫。

? 三月壬戌初一：发生日食。

? 六月：大赦天下。

元帝就地震、日食之变询问给事中匡衡。匡衡上疏说：“陛下圣德开启太平之路，近年大赦让百姓改过自新。但大赦后奸邪未减，今日赦明日犯，根源在于未彻底改变社会风气。如今世风贪财轻义、追求奢侈，朝廷是天下表率，若上位者争权夺利，下方便会争斗成风。治理天下关键在引导方向：任用贤者、崇尚礼制，使道德教化从内而外、由近及远传播。长安是都城，应先端正风气，让各地有所效法。天人感应，陛下应减奢靡、近忠贤、远奸佞，如此方能实现大治。”元帝认可，升任匡衡为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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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评论：大赦是权宜之计，非常规制度。汉初因战乱设大赦以革新，后世沿袭不合时宜。如惠帝、文帝时无需大赦；景帝时七国之乱、武帝末年动荡、光武中兴后等特殊时期，才适合大赦。

陇西地区的羌族彡姐部落旁支发动叛乱，汉元帝召丞相韦玄成等大臣商议对策。当时连年粮食歉收，朝廷正为此忧虑，又遇羌人反叛，韦玄成等人态度冷漠，无人能提出有效对策。右将军冯奉世挺身而出，说：“羌人近在边境反叛，不及时诛杀，无法威慑远方蛮夷，臣愿率军征讨！”

元帝询问需要多少兵力，冯奉世分析：“善战者不轻易二次发兵，不反复运输粮草，速战速决方能彰显军威。此前因低估敌人，导致军队折损，多次征调不仅耗时费钱，还损国威。如今反叛羌人约三万人，按兵法应派双倍兵力即六万人。但羌人仅持弓箭长矛，武器简陋，派四万人一月内可平定。”

然而，丞相、御史及左右将军均认为：“正值秋收，不宜大规模发兵，派一万人屯守即可。”冯奉世反驳：“不可！天下饥荒已久，兵马瘦弱，战备荒废，夷狄本就轻视边吏，羌人已率先发难。若以万人分守几处，敌军见我兵少必不畏惧。交战则损兵折将，防守则百姓难救，只会暴露怯弱。羌人若趁机联合其他部落，到时所需兵力恐不止四万，绝非钱财能解决。少发兵拖延时日，与一举速决相比，利害相差万倍！”但他的坚持未被采纳，元帝仅批准增兵两千人。

于是，冯奉世率一万二千骑兵以“将屯”名义出征，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副将。抵达陇西后，军队分驻三处。韩昌先派两名校尉率部与羌人交战，因羌军势大，汉军大败，两名校尉战死。冯奉世紧急上奏详细说明地形和敌军数量，请求增兵三万六千以彻底平叛。元帝闻讯后，紧急征调六万余兵力支援。

八月，朝廷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协助冯奉世。冬季十月，增援兵力全部抵达陇西。十一月，汉军多路并进，大破羌军，斩首数千级，残余叛军逃至塞外。平叛尚未完全结束时，朝廷又招募一万士兵，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不过军队尚未开拔，便传来羌军已被击溃的消息，于是召回韩安国所部。最终，元帝下诏罢除大部分参战官兵，留少量兵力屯田，驻守要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