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

天朝历代的整体架构完全是朝廷集权的，这种制度最适合农耕文明。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兴修水利，抵御灾害，以及生产资料和工具的再分配都需要一个强力的朝廷。

而资笨主义需要的是小朝廷，这样才有空间演化出强大的资本利益团体。

所以集权的天朝根本不可能诞生出原生性的资笨主义。

当然，其中还有些其他原因。比如财政手段、金融业之类。

古人不知道经济危机是怎么回事。最早有记载的经济危机就发生在“文景之治”的时候。

表面上的繁荣富足，潜藏着的却是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没看到隐患，反而不断的发动外战。功绩显赫的同时，朝廷财政却吃不消了。

西汉时期的商业繁荣与国家总体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

武帝解决方式就是“代田法”、收商业税、打击豪强、卖官鬻爵、货币改革、盐铁专卖等等。

着名的盐铁会议上，很多官员反对朝廷干预经济，反对实行盐铁专卖。但当被问到如果不执行国有化，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怎么保障时，却又都无言以对。

“经济”一词本意就是经世济民。古代民本经济观着眼于安邦定国，以富民、养民为基础。

“富民”是天朝古代民本经济观的重要内容。富民就是要轻徭薄赋、藏富于民。

“养民”是天朝古代民本经济观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在抵御自然灾害、备荒赈济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盐铁专卖”一出现，相当于“与民争利”。当然，这个民所指的是商人，并不是广义上的民众。

“算缗告缗”、“盐铁专卖”、“限民名田”等在当时看来褒贬不一的措施，用后世眼光来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那些改革有利于当时小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经济，拖累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让繁荣的商贸业发展一时陷入停滞。可以说是有利有弊。

汉武帝一方面改革制度，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着重打击了残存于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两个方面为王朝的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当晚年出现流民动乱时，西汉王朝才能够度过危机。

通过国家机器来垄断原属于商人手中的利益，这正是后面天朝建立的大一统社会能够繁荣昌盛发展的原因。

然而直到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各代帝王将相也没有探索出能够解决国家机器和商品经济共同发展的方案。

因为当时的人不清楚经济危机的本质，只看到了市场商业过于繁荣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历朝历代都对商业不友好，远不如欧洲。

天朝自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集权是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为本便是避免社会动乱的根本。

所以，秦汉以来历代朝廷始终不渝地推行“重农抑商”的独特经济正策。小农经济自给性很强，保守、排他、同时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

在一个历来重农轻商，重生产轻分配，重传统轻创造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表现也不俗，但终究不存在资奔主义发展壮大的外部条件。

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是皇权的天敌，“资奔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是必然的。

甚至到袁世凯复辟称帝，其中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天朝人被太久了，没有抿主思想，需要一个皇帝来带领。

再有就是金融机构的原因。

虽然类似钱庄、票号的金融机构早已经在天朝出现了，但是，它们并没有给商业环境带来特别大的改观。

没有商业银行，资奔家去哪融资贷款扩大经营生产？没有最基础的融资环节，哪有什么资笨主义萌芽？

晚明时期有少数“银行”从事贷款业务，不过规模很有限，而且都是高利贷，对于商业的发展微乎其微。

清朝的货币政策比大明稳健得多，因此商业银行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加之清中期稳定的国内环境，钱庄才能在各地开得起分号。

而且，明清大商人赚了钱后往往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买房买地。

在他们眼中，搞商业只是不入流的买卖，唯有土地才是真正的财富。

不过，这一点没啥可指责的。

即使是鹰国新贵族思想的代表弗朗西斯培根，也在他的着作《随笔集》中说出了土地才是财富的根本这样的话。

欧洲早期资奔家和新贵族同样对土地有着强烈的爱好，这一点和天朝商人地主没有任何区别。

好了，说到这里，已经讲清楚了为什么明清两代不可能自发性的进入资奔主义。总而言之，就是国情不同，体质不同。

甚至连所谓的“萌芽”都是不大靠谱的，表面看起来像，但本质上的区别太大了。

至于说鞑子入关后扼杀了明末以来的过渡趋势，自然也不对。

满清入主之初，甚至出现了向传统经济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税，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自由开矿等等。

明后期李贽、王夫之和泰州学派的那一点微弱的启蒙思想也被完全压抑。

但是，与此对应的反而是经济的大发展，和一个富足强大胜过了前朝的“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