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提出来这种说法，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
他认为将来只有再重新设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朝廷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避免昏君瞎胡搞。
当然，老黄还说自秦代以来“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或者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朝廷的制度。这个就不去多说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顾炎武，着有一部《日知录》。
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个很有些道理，后面再叙。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抿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还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炎武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像大明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原委的。
这并不是说其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朝廷黑暗、党派误国、皇帝太拉稀等等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言论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
一般来说，单从制度讲，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会出毛病。历代无一幸免。不与时俱进，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变样、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制度也可以为大统领带来点经验教训——
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制度。
而手段则是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时代，一个为公的新制度的诞生，期间当然会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发布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
经内阁传抄，再交给有关衙门者，称为明发，或称内阁奉上谕。
而寄信上谕，就是绕开内阁，由皇帝指示军机处直接给相关人员传达旨意。
跟密折制度一样，寄信上谕是加强皇帝集权的措施。
玩秘密正治这当然只能说是皇帝的一种手段，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
总的来看，清朝的正治体制是传统正治体制的集大成。
从秦朝君主忠央集权制度建立，经唐朝的完善发展，明朝的强化，到清朝官僚体制，系统而严密，十分成熟。
清朝是传统君主的最顶峰。
从辩证法的原理上讲，最后一个总是最完美的。因为事物发展总是由不完善到完善。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正体也是如此。
同样的道理，历代典章制度也是清朝最完备。清朝的典章制度和君主正治都是对忠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集大成。
最后，秦始皇以后的天朝政制制度是典型的君主制度，而不是所谓的“封建”制度。
马大胡子当年引用“封建”这一名词时，是指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也即是以贵族政制、领主经济为基本属性的封建制度。
它的本质特征是领主对土地的垄断，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领主利用对土地的垄断，获取政制上高贵的地位，土地不许转让给平民，农奴就更没有获得土地的权利，这是西欧封建制得以存在的根基。
天朝的情况并不具备那些特征。从战国起，土地买卖、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分封制逐渐遭到破坏。尤其是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土地可以继承，可以买卖，从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此外，东西方还有农奴和佃户的区别，社会经济结构的区别等等。
可以看出，从秦始皇建立中秧集权的制度开始，到那啥推翻帝制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相比，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天朝封建制只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战国已开始崩溃，最后秦始皇帝“废封建”，而在历史上消失。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忠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也可称为“中秧集权文官制”。
当马大胡子的学派迅速发展之时，“封建”一词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竟变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坏习惯的总代名词。
“封建”一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冻、封建顽固等等，既不不合乎天朝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也不是中世纪欧洲的本义。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滥用的那啥术语。
因此，用所谓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等主义来划分天朝历史阶段的表述也不合适。
好了，话题扯回来。
结合以上各朝各代的变化，得出的总论是——
第一：朝廷或者皇帝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从秦到清两千年，一直在朝一个目的地走。
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一天天的衰落。
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当然应该要有一个核心。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
第二：历代传统正治随着发展，社会各阶层趋向于平等。
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因为他们算是外人入主，对自身族群肯定有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