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汉顺帝的生母李氏下葬在洛阳城北，顺帝一直不知情。此时左右近臣告知真相，顺帝悲痛不已，亲自前往安葬处，以隆重礼仪重新殡殓。六月乙酉日，追谥李氏为恭愍皇后，安葬在恭陵北侧。

西域城邦诸国大多臣服汉朝，唯独焉耆王元孟拒不投降。班勇上奏请求出兵征讨，朝廷派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三千士兵配合班勇，并征调西域各国兵力四万余人，分南北两路进军。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定会师焉耆。张朗此前有罪，想以战功赎罪，于是提前抵达爵离关，派司马率部迎战，斩杀两千余人。元孟恐惧被杀，派使者请求投降。张朗直接进入焉耆受降后返回。结果张朗免于治罪，班勇因未按期会师被征召下狱，免官。

七月初一，发生日食。壬午日，太尉朱宠、司徒朱伥被免职。庚子日，任命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汝南人许敬为司徒。刘光是刘矩的弟弟。许敬在和帝、安帝时期，面对窦氏、邓氏、阎氏等外戚专权，始终刚正不阿。三家失势后，许多士大夫因牵连被指责，唯独许敬毫无非议，当时人因此敬重他。

南阳人樊英自幼学识品行俱佳，闻名天下，隐居壶山南侧，州郡官府多次以礼征聘，他都不答应；公卿推荐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也不赴任；安帝曾下策书征召，仍不回应。这一年，顺帝再以策书、玄纁（黑色币帛，帝王征聘贤士的礼品）备礼征召，樊英以病重坚决推辞。皇帝下诏严厉责备郡县官员，用车子将他强行载上路。樊英无奈到京，仍称病不起；众人强行将他抬入大殿，他依然不肯屈从。顺帝只好让他住到太医院养病，每月赏赐羊和酒。后来，皇帝专门为樊英设立坛场，派公车令在前引导，尚书在旁搀扶，赐给他几案、手杖，以对待老师的礼节相待，询问治国得失，并任命他为五官中郎将。数月后，樊英又称病重，皇帝便任命他为光禄大夫，准许回家养病，下令当地官府每年按时节送粮肉酒食。樊英推辞不受，皇帝下诏劝谕，不允许他拒绝。

樊英起初被征召时，众人都以为他必定不会屈服。南郡王逸平素与他交好，便写信援引古例劝他接受聘任，樊英最终听从建议来到京城。但后来他在应对皇帝询问时并无奇谋深策，舆论颇为失望。河南人张楷与樊英一同被征召，他对樊英说：“天下处世之道有两种，出仕与隐居。此前我认为你出山能辅佐君主、救济百姓，可你先是以珍贵之身触怒天子，如今享受爵禄，又不见你有匡救时局的办法，这是进退失据啊。”

【司马光评论】：古代君子在国家有道时出仕，无道时隐居。隐居并非君子本意，而是因无人理解其主张，又与奸佞共处恐招祸患，才深藏避世。君主征召隐士，本是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为装点门面。若其人道德足以尊主，智慧足以安民，虽身着粗衣却怀才抱德，深藏不露，君主应尽礼招致，屈身请教，虚心采纳，克制己欲听从，方能泽被天下。这是取其治国之道而非其名，重实际而非虚名。

若礼遇备至仍不应召，应反思自身：是否德行浅薄不足以让人仰慕？政治混乱难以辅佐？奸佞在朝难以进言？诚意不足故其言不用？若德行厚、政治清、奸佞远、诚意至，贤者自会主动效力，岂有求而不至？荀子说：“用火光捕蝉，关键在明亮火光，晃动树木；火光不亮，晃树无用。君主若修明德行，天下自会归附，如蝉向明火。”若君主以不能招致贤者为耻，用高位诱惑、严刑胁迫，若对方是君子，必不为所动；能被招致的，不过是贪位畏刑之徒，何足珍贵！

若有人孝悌闻名于家庭，品行受乡里推崇，不贪财苟得，不盲目求官，洁身自好、安分守己，虽不足以尊主庇民，也是清廉之士。君主应褒奖优待，让其顺遂心愿，如汉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礼遇周党，以激励廉耻、改善风俗，如此即可，不必如范升般诋毁，也不可像张楷那样苛责。至于那些伪装清高博名、标新立异惊世，不食君禄却争商利、不做小官却觊觎卿相之位的人，名实相悖、心口不一，实为华士、少正卯之流，能免于圣王诛罚已是万幸，何必征召！

小主，

此时，朝廷还征召了广汉杨厚、江夏黄琼（黄香之子）。杨厚到京后，预言汉朝将有三百五十年的厄运，需引以为戒，被任命为议郎。黄琼将至时，李固（司徒李合之子）写信迎劝：“君子认为伯夷狭隘，柳下惠不严肃。不偏不倚、可进可退，才是圣贤处世之道。若想隐居山林，效仿巢父、许由，自可遂愿；若要辅政济民，此时正是时机。有史以来，善政少而乱世多，若非要等尧舜那样的君主，士人的抱负终将无从实现。常言‘高而尖的东西易折，过于洁白易被污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日樊英被征，朝廷待若神明，虽无过人之处，但言行无缺，仍遭谤议，岂非因众人期望过高、其名声太盛？故世人常说‘处士都是徒有虚名’，望先生大展宏图，让众人叹服，洗雪此偏见！”黄琼到京后，被任命为议郎，逐渐升至尚书仆射。他曾随父亲在尚书台，熟悉典章旧制，任职后通晓官署事务，在朝堂争议中无人能驳倒他，多次上疏言事，多被采纳。

李固少年好学，常改名换姓、赶着毛驴负笈寻师，不远千里，博览群书，成为大儒。每次到太学，他都悄悄去司徒府探望父母，不让同学知道他是李合之子。

永建三年（公元128年，戊辰年）正月丙子日，京城地震。六月干旱，七月丁酉日，茂陵寝殿发生火灾。九月，鲜卑侵犯渔阳郡。十二月己亥日，太傅桓焉、车骑将军来历被免职。南单于拔去世，弟弟休利继位，为去特若尸逐就单于。顺帝将孙程等十九侯全部召回京城。

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己巳年）正月丙寅日，大赦天下。

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皇帝举行了成人礼，正式长大掌权 。这年夏天，国内灾祸不断，又是暴雨又是洪水，好几个州都遭了殃。皇帝为了表示重视，带头节俭，减少御膳、不再摆弄珍宝。可桂阳太守文砻不把心思用在治理地方上，反而大老远送大珍珠来讨好皇帝。皇帝很生气，直接把珍珠原封不动退回去，还批评他不好好尽忠，净搞歪门邪道。

到了秋天八月，太尉刘光和司空张皓被罢了官。这时候，尚书虞诩站出来提建议。他说：“安定、北地、上郡这三个地方，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既能放牧又能种粮，水运也方便。可自从羌人叛乱，这三个地方荒废了二十多年。现在放着这么好的地方不要，白白浪费资源，还放弃险要地形，去守无险可依的地方，太不划算了！”虞诩一番话打动了皇帝，九月就下令让百姓迁回这三地，重新建设。随后，大鸿胪庞参当上太尉，还负责管理尚书事务；太常王龚则被任命为司空。

冬天也不太平，司徒许敬被免职，鲜卑人趁机侵犯朔方。更离谱的是，西域的于阗王放前杀了拘弥王兴，立自己儿子当拘弥王，还假惺惺派人进贡。敦煌太守徐由请求出兵讨伐，皇帝却赦免了放前，让他归还拘弥国，结果放前根本不听，把朝廷命令当耳旁风。

永建五年（公元130年），四月，京城大旱，紧接着蝗灾爆发，十二个郡国都遭了殃。祸不单行，定远侯班超的孙子班始，娶了皇帝的姑姑阴城公主。这公主骄横又荒淫，班始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杀了她。十月，班始被判腰斩，他的兄弟姐妹也都被当街处死，场面吓人。

永建六年（公元131年），二月，河间孝王刘开去世，他儿子刘政继位后胡作非为。皇帝派能干的沈景去当河间相，整治刘政。沈景到了河间，看到刘政穿着随意、坐姿嚣张，故意不行礼，还怼他：“你穿成这样，和普通人有啥区别？我是来拜见王爷的，可不是来见无礼之人！”刘政臊得赶紧换衣服。沈景还把王府的官员狠狠批评一顿，说他们白拿俸禄不办事，接着抓了几十名坏人，平反了上百起冤案，刘政这才老实起来。

三月，皇帝惦记上了伊吾这块肥肉——土地肥沃又靠近西域，但总被匈奴当据点抢劫。于是下令重新在这儿屯田，还设了伊吾司马管理。再说说文化教育，安帝在位时不重视，太学里老师不教书，学生摆烂，校舍破得成了菜园子，放牛砍柴的随便进出。将作大匠翟酺看不下去，上书请求修缮，皇帝批准后，新建了240座房屋、1850间屋子，太学焕然一新。

边疆这边也没消停。护乌桓校尉耿晔打败了鲜卑；护羌校尉韩皓却好心办坏事，把屯田迁到两河间，羌人以为要被攻打，吓得赶紧结盟反抗。后来张掖太守马续接任，把屯田迁回湟中，才让羌人安下心。

这年，皇帝想立皇后，可四个贵人都受宠，不知道选谁。有人提议抽签决定，靠老天爷做主。尚书仆射胡广等人急忙上书反对，说选皇后是大事，得看品德，不能靠运气。乘氏侯梁商的女儿被选入宫，她特别会说话，对皇帝说：“男人要广施恩泽，女人不能独占宠爱，就像《诗经》里说的，多子多福才是好。希望陛下雨露均沾，别只宠我一个。”皇帝一听，觉得她又贤淑又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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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正月，梁氏被立为皇后。三月，扬州六个郡的章河等人起兵造反，攻打了49个县，不少地方官员被杀。皇帝没办法，只能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冲冲晦气。四月，梁皇后的父亲梁商被加封为特进，没多久又升任执金吾，成了朝廷红人。

冬天，耿晔派乌桓人袭击鲜卑，打了个大胜仗。但鲜卑不服气，又侵犯辽东属国，耿晔只好带兵转移到无虑城防守。

关键时刻，尚书令左雄站出来，上了一道重磅奏疏。他说：“以前汉宣帝那会儿，官员任期长，百姓能安居乐业。干得好的官员，皇帝不仅下诏表扬，还给涨工资、发奖金，有空缺职位就优先提拔，所以出了很多好官。可现在呢？官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都只顾眼前捞好处，把滥杀百姓当威风，把搜刮钱财当本事，反倒觉得爱护百姓、遵纪守法是窝囊。监督的官员也和他们串通一气，看见坏事不举报，听见恶行不查处。评价官员只看表面，不考察实际，导致那些弄虚作假的人青云直上，踏实做事的人却被排挤。还有人犯了罪装清高，或者靠耍小聪明博名声，州郡长官也不仔细核查，就争着提拔。有的人犯了罪直接跑路，等朝廷一赦免，再花点钱就能脱罪，搞得黑白颠倒。基层官员地位低、工资少，很多开销都摊派到百姓头上，清廉的人勉强糊口，贪婪的人却拼命捞钱。朝廷还经常额外摊派任务，迎来送往的费用高得离谱，既败坏风气又害苦了百姓。现在天灾人祸不断，病根就在这儿！”

左雄给出解决办法：对治理有方的官员，加薪但不轻易调动；除非父母去世，否则不能随便辞官。违法乱纪的，终身禁止做官，遇大赦也没用；犯了罪逃跑的，全家流放到边疆。基层官员要选拔品行端正的儒生，提高待遇，而且必须在一个岗位干满一年，才有资格被上级征召。这样一来，官员就没法滥用权力，百姓负担减轻，好官就能好好治理地方了。

皇帝觉得左雄说得在理，重新强调不能无故辞官的禁令，还让有关部门研究落实。可惜这些改革动了宦官的蛋糕，最后没能推行下去，实在可惜！

左雄又向皇帝提建议说：“孔子说人到四十岁才不会迷惑，《礼记》也说这个年纪适合出来做官。我提议以后选拔孝廉，不满四十岁的不能推荐。被推荐的人，都要先到公府考试：读书的儒生考自家学派的学问，处理文书的官吏考公文写作。考试结果要在端门公示，这样能查验真假，发掘有特殊才能的人，还能改善社会风气。要是有人不遵守规定，就得按律法治罪。当然，如果有人特别优秀、才能出众，年龄就可以放宽。”皇帝觉得这主意不错，就同意了。

胡广、郭虔、史敞却上书反对，说：“选拔人才应该看重能力，不该定死板的规矩。以前那些高明的谋略，不一定出自经学；像郑子产、晏子那样的好政绩，也不是靠漂亮的奏章。甘罗、子奇十几岁就被重用，终军、贾谊二十岁就名声大噪。以前的选拔制度一直没大改，现在因为一个人的建议就推翻旧规矩，好处还没看到，大家心里都不服。改革是大事，可陛下既没问过尚书台，也没和大臣商量。要是政策推行后大家反对，撤回吧显得朝廷没主见，不撤回吧又成了错误决定。我觉得应该让百官一起讨论，看看是支持的多还是反对的多，再做决定。”但皇帝没听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