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其实很爱哭，但所有不可名状的情绪同时堆积在胸口，哪一样都无法顺利宣泄。

进城的公交车更加颠簸，舒辞空着手，空着眼神，空着大脑和躯壳，不知道母亲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有没有考虑过他，或是很高兴能够解脱。不知道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卖身还债，可不可以再见到钟翊，或者有没有必要活下去。

还差三四站的时候，舒辞打开闲置了三天的手机，意外地看见很多来自钟翊的未接电话，和一些似乎透露着焦急与关怀的信息。钟翊很快又发来新的消息，问他在哪儿。

舒辞如实回复，并短暂地幻想钟翊会不会突然出现，能不能慷慨施舍一个拥抱或者半边肩膀。但显然这是很不礼貌、很不理智的。

血浓于水的亲人都无法依靠，怎么还能奢望在金钱和肉体的基底中找到温暖。钟翊可能只是出差回来了，急需有人给他打扫卫生，给他做饭，或者疏解性欲。

舒辞摆动僵硬的腿，吃力地下车，准备向钟翊请个假。他这三天没怎么吃东西，没合眼，也没洗澡，蓬头垢面，棉袄上还沾着张艳玲的血，像含冤死去的厉鬼。他不能这副样子就去给钟翊做家务。

机动车道与站台之间有一级台阶，舒辞昏昏沉沉地绊了一跤，然后跌进冒着寒气，但宽厚可靠的怀抱。

“舒辞。”他听见钟翊的声音。

于是无家可归、遍体鳞伤的雏鸟终于敢落在繁茂的参天大树上，挑一根最低矮、最萧条的枝丫，暂时偷窃一点庇护。

“钟先生，我没有妈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