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少鹏边说边小跑，转眼到了护国寺庙会。我下了车，前前后后看了看那辆新车，说：“年前街上人少，你这车太招贼，过了年还是得换一辆。”

郎少鹏点头说是，敞着怀站路边吹风。我掏出半块钱，让他去转转，喝点热的。他谢了我，接过钱，拉了空车，没往庙会里去，往马路对面走，说：“人多，怕车丢了，再说这儿也不让停。”

我四下一看，确实有巡警在护国寺门口溜达[民国初期，警察和车夫是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中曾写道：“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嫌车放得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叫他们拉不成……（车夫）最难的就是躲避警察的眼睛。”当时北京的《晨报》常常报道警察驱赶车夫的事件，如1924年8月29日《警察挥刀砍车夫》，1921年4月16日《巡警群殴苦车夫》，1923年12月12日《巡警打洋车夫头破血流》。]。郎少鹏拉着车到对面，在一个卖“折箩菜”的担子前停下，吃起瞪眼食。

庙会上多是卖小吃糕点的，平时卖旧书的几个铺子没开门，我溜达了一圈，买了一大包清真小吃，豌豆黄、萨其马、驴打滚、艾窝窝什么的，戴戴和小宝爱吃这些。又在衣帽摊上买了双棉手套，拎着点心盒子往外走，突然听见路边一群人嚷嚷。

过去一看，是有人在演讲。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在演讲台上讲话，厚棉袍里穿着西装，一手捏着顶白礼帽，朝着马路的方向比画。天太冷，听讲的人稀稀拉拉，走近听几句，是在讲人力车夫的问题。那年轻人说，东交民巷拉洋人的车夫，跑死了人，是大罪恶，人力车生意是将人当牛做马，应该取消。

台下不断有人叫好，也有穿着号衣的车夫三三两两蹲在底下，揣着袄袖子，边听边议论，时不时大笑几回。我正想找个车夫聊聊，忽然看见演讲台旁边几个人猫着腰溜过，是小光头几个人。我装作没看见，又站了一会儿，走出庙会去找郎少鹏，他正蹲在马路对过儿抽烟。

走到马路边，我停下点烟，往后扫了一眼，果然有人跟着，但却是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我没再回头，径直过了马路。郎少鹏见我过来，就起身拉车，我说不急，掏出根烟递给他。他一笑，抬手给我看他手里的“别墅”牌烟卷，说：“甭糟蹋您的好烟，我抽‘别野’就行。”（别墅牌烟卷是当时的便宜烟，车夫总戏称别野。）

我把烟塞他手里，坐上车，告诉他有人跟着，蹲下瞧瞧。他一愣，马上接过烟蹲下抽，边抽边四下里看。郎少鹏说，没看见小光头，就见俩骑自行车的，在马路对面抽烟。俩人都穿着青色大袄，戴着呢绒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嘀嘀咕咕的。

“金爷，这俩像是侦缉队的便衣探子，不是跟咱的吧？”郎少鹏有点结巴。

我说没错，大冷天骑着车逛庙会，啥也不买，八成是便衣。

郎少鹏抽完烟，我拿出手套，让他戴上。他接过手套，使劲点头说谢谢。我让他拉车走，先不回家，往什刹海去。郎少鹏拉着车往西走，约莫十分钟到了恭王府[恭王府原是和珅府邸，清末成为恭亲王奕?的王府，民国初期还属于皇室的财产，1921年被恭亲王的孙子溥伟以40万块大洋卖给了教会，据说是为了筹备复辟资金，后辅仁大学买回做校舍。恭王府四周，都是些又短又窄的小胡同。]附近，他放慢脚步，叹了口气：“这王府还漂亮着呢，可惜了，听说要被卖给洋人了，这群不肖的子孙。”

我让他慢慢溜达看看王府，走西煤厂胡同。

“去什刹海沿大路就行，那小胡同窄啊！”

我敲了下车篷，说后头一路自行车响，往窄了走，看看到底要干啥。郎少鹏犹豫，说不想惹探子。我说没事，进胡同里等着就行，咱又没犯法。

拐进了西煤厂胡同，勉强能通过，我让郎少鹏停了车搁下，拉他躲进拐角里。等了三五分钟，胶皮车后头一阵响动，有人小声说话。我和郎少鹏转出拐角，那俩便衣探子正站在胶皮车旁边说话，一高一矮，戴着一样的鸭舌帽。

我“喂”了一声，俩人吓一跳，高个说：“这车有问题，跟我们走一趟吧。”伸手从裤腰里掏出一把手枪。

郎少鹏身上一哆嗦，上前一步挡在我面前，哈下腰：“两位探长，您拉走查，车是厂里的，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