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难得清醒，或是痛痒得睡不着时总会想到施年，想他生病生了那么多年，是否就是像自己现在这样，难受得平生愤怒。

于是他又不忍心责怪施年了，他体会过一次病情的反复便彻底原谅了施年的所有不对。施年比他以为的更有韧性。

如果年年看见他病成了这样，会对他温柔一点，和他好好说话吗？

年年心那么软，肯定要心疼死了。

病中的渴望极易变成康复的指望，杨司乐一开始这么想，去上海给施年过生日的愿望便越发强烈，不能阻绝。

都说十七岁是最好的年纪，他希望自己可以见证施年十七岁的第一天。

十九号凌晨，他的体温从38.8℃降到了37.9℃，虽然仍旧在发烧，但好歹不会走个路都东摇西晃、天旋地转了。他定了四点半的闹钟，起床偷摸着收拾吉他和二十号一天要内服外用的药。

岑婉萍这两日一边照顾他一边处理工作杂务，也疲惫不堪，四五点正是睡得最沉的时候，她对儿子准备溜去千里之外的上海的事毫无察觉。

如今的主客观条件不允许杨司乐再省钱，他大手一挥，奢侈了一回，打车去庆江北站候车。

车票是早就订好了的，多亏前几天跟施年吵完架没在气头上退票，他现在还有座位可以坐。

等动车驶出了庆江界，他才敢和岑婉萍发消息报备自己的去向：“妈，我去上海找年年玩，给他过了生日就回来。我好多了，烧也退了，会按时吃药的，你不用担心。”

他怕岑婉萍骂他胡闹，大胆夸下了退烧的海口就掩耳盗铃地关了机，盖上外套睡觉。

长途动车经停站多，乘务员时不时还会推着餐车来回走，询问各位乘客要不要盒饭，要不要纪念品。杨司乐被吵醒了无数次，休息得很累。

盒饭的菜色偏油腻，他光是闻着车厢里的气味都反胃，压根儿吃不进去。为了减少去卫生间的次数，以免无人替他看管座位，丢失重要的证件和财物，他连水都没喝几口，醒了睡，睡了醒，醒了再睡，如此循环了十二个小时。

下车时，他明显感觉到，不流通的空气和缺食少水加重了自己的病情。他头晕脑胀、脚步虚浮，看人都重影。

除此之外，厚重的羽绒外套也捂得他背上的疱疹阵阵发烫发痒，逼得他心浮气躁。

有什么办法，是他自己要来的。

临近春运，月台上人山人海，无数手提肩扛几大包行李返乡，或是将要入驻这座城市的人堵在手扶电梯和直升电梯前，导致月台中间地带的出站速度严重受限。

杨司乐精神不济，步子慢，带的行李也不多，不一定非要坐电梯。为了不影响急于回家的人，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钻出人群，来到月台边，沿着动车轨道往楼梯的方向挪。

可不耐烦的人依旧很多，天南地北的方言混杂在一起，你说一句“咋不走喃”，他说一句“别推我好伐”，便像成群的苍蝇进了瓮，吵得瓮里的杨司乐头都快炸了。

他没有可以扶的东西和人，仅剩的气力尚且能支撑他虚弱地行进，只不过走上两步他就得停下来歇几秒，喘喘气，咳嗽几声。

眼看楼梯近了，人群更密了，杨司乐难免也急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