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字真漂亮。”杨子夏不禁感慨道。

“你们班女生为什么要我签名？”雷铭问，“这玩意儿又不值钱。”

“值钱值钱，值五块巧克力呢。”杨子夏一高兴，不留神说出了口。他回过神，心虚地看了雷铭一眼。

雷铭淡淡地说：“你拿这个赚巧克力？”

“我这不也是那个——生计所迫嘛，”杨子夏往后退了一步，“谢谢你送过来啊，我就先回去了。”

“等下，”雷铭叫住他，“你最近还头晕吗？”

“没有没有，”杨子夏连连摇头，“好多了。”

“嗯。后天就要演出了，你状态还……OK吗？”

“完全OK，”杨子夏说，“你呢？”

“嗯。”雷铭说。

杨子夏对他咧嘴一笑：“今天谢了，那演出见。”

还有两天就是文艺汇演日，全高二都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气氛。每次上课时，班里那几个话剧演员的位置总是空的。

杨子夏没法像他们那样名正言顺地翘课，乐队四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很难凑到一起。他们只能延长周末的排练时间，每天放学后合练一小时。就算这样，排练的效果仍没法让所有人满意。也许是排练了太多次，他们最初对于这首歌曲的感情已被磨尽，只剩下机械的重复。

杨子夏还上初中的时候，杨旗就给他放过91年莫斯科音乐节的录像视频。那是一场由演出者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大型行为艺术。重型音乐像机关枪一样从舞台上宣泄而出，台下的观众脱掉衣服，满身汗水地跟随音乐狂舞。人头攒动，汗水在阳光下闪光。军事武器和极具攻击性的riff画面交错出现，充满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意味。

从那时起他真正地喜欢上了摇滚乐，追寻重型音乐中的叛逆精神。他周遭世界的迷墙被摇滚乐的炮弹给击垮了，露出背后的空洞。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每天听六小时的音乐，连刷牙时也在听，他躺在这片沼泽里不愿出来，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模样。那时他没什么朋友，每天就是疯狂地练琴。有一回，他放学后被同年级的一群男生揍了一顿，连随身听也被摔碎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爷爷去世。

杨子夏的父亲是家里的次子，需要从外地赶回来出殡。

那时，父亲在一家物流公司当卡车司机，跑长途，没有五险一金，吃住全在车里解决。因为长期坐在驾驶座上不活动，身体胖了一圈。再见面时，杨子夏几乎快认不出他了。在杨子夏记忆里，父亲一直是照片中那个身穿皮衣和喇叭裤的青年。

父亲给两个儿子带了份礼物：他以前用过的吉他。

尽管许久未见，父亲一开口，还是原来的腔调，只是愤世嫉俗的味道没了，剩下的只有被生活磨尽后的淡然。他依然关心两个儿子，但他已经建立了新的家庭。杨子夏觉得自己和哥哥像是被切断的植物，离开了土壤，没有根基，没有依凭，在一片水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