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

坐在旁边的任川听到这话愣了一下，他本来以为这个警官应该不了解这个法律概念，正准备跟他科普的，谁知道他竟然完全流利的说出来。

曹斌似乎看出来几个人有点惊讶，解释了一句：“我之前是负责的这个案子的，不了解为什么有药效的药，被说是假药。

所以特意去查的，看了好几遍，所以都已经背下来了。”

没错，将“格列宁”以假药论处，就是基于曹斌所说的两条规定。

虽然法律规定的很明确，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较大争议。

有的观点支持“实质论”，因为《药品管理法》与《刑法》所追求的目的不同，前者更注重形式，虽处罚较轻，但与药品管理的职责相符合；

后者更注重实质，在认定上需要严格符合刑事责任标准。

仅从形式上认定刑事意义上的假药，显然是不合适的。

而“形式论”的支持者则更多，因为司法解释明显站在了形式判断的立场，只要没有取得批准文号的便按“假药”论处。

这个问题不仅在司法界有争议，在法律圈外争议同样巨大。在老百姓朴素的价值观里，能够治病救命的就是真药，法律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悖大众的普遍认知。

但是不管怎么说，印国仿制药在法律上面就是假药，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张伟虽然也有点惊讶他能这么流利的把这个概念解释清楚，不过还是说道。

“谢谢你的解释，不过我想说的是，我的委托人并没有销售假药。”

曹斌听到这话愣了一下，他本来认为对方的律师应该就是以程勇主观意愿是帮助病人这一点，来为他争取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