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没人说话，小二有些惆怅的看着窗外，黎耀阳几次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什么都没问。

回到广济堂，龙爷就没什么顾忌了，直接问道：

“抓你回去后都发生了什么？”

“我一直被蒙着眼，不知道被带到哪，摘下面罩后出现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四面都是墙，看不到光，也没人问我也没人审我。”小二如实道。

“谁都没见到？”耀白虎追问。

“没有，除了摘下我面罩的那个人，应该就是个啰啰。”

“嗯~我知道了，你先去休息，回头我们会给你个交代。”

小二摇头：

“算了，我也没什么事，别让阳哥为难了。”

黎耀阳还是很暖心的，毕竟小二这么说完全是为了自己，所以不能就这么算了。

就算报复不了三合会馆，至少也得让吉米王那小子付出代价！

华埠，要起风了！

纵观华埠历史，一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社团仇杀、混战。

这也导致丑国人把唐人街看成了恶魔之地，把华人移民都看作坏人。

这当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和先入为主的偏见。

实际上，在唐人街参与社团的成员只是华人移民中的小部分，并且这些华人社团成员也并不比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更邪恶。

根据纽约警方1904年的统计结果，在二十三类“被捕者出生地”中，华人仅排倒数第二位。

所以，华埠能够爆发如此大规模堂斗，绝不能仅仅归咎于这些社团成员，其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原因。

首先，文化隔阂导致唐人街华人不能顺利融入丑国社会，华人与丑国人互存偏见、互相排斥，华人只能勉强在纽约挣扎求存。

语言不通和中美文化差异，导致唐人街的华人移民不适应丑国社会生存方式，没能很好地融入到丑国社会。

而是躲在唐人街形成一片相对独立的、延续华夏大家族式管理的地方自治社区，以求偏安一隅。

这又反过来导致丑国大众对华人移民缺乏了解，留下华人排外、饮食怪异、满身恶习等负面印象，对华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

其次，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牟取利益，唐人街华人移民中的少数社团群体开始涉足赌博、鸭片、地下女昌馆等不法领域。

唐人街华人移民多数很勤劳，主要从事洗衣工、烟草工等底层职业，收入不高，租住在廉租公寓。

为了应对艰难的生活，他们往往结成互助社团。

华人社团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地域性会馆，类似老乡会；

一种是宗亲会，主要是同姓成员组成；

第三种由结拜兄弟组成，称为“堂”，表面上是慈善组织，实际渐渐涉及嘿帮活动，滋生犯罪行为。

而四次参与堂斗的其中之一就是安良商会，即为第三种社团，他们都参与了赌场、鸭片馆、女支院等非法生意。

另一个参与堂斗的四海堂，属于第二种社团，宗亲会。

最后，纽约市权力阶层的纵容和部分机构的贪腐，进一步助推了堂斗的发生。

为了维持这些非法生意，唐人街社团领袖借助社团关系网，努力结交权贵，贿赂高层和纽约警方、公检人员和律师，收买权力阶层的保护。

在金钱的诱惑下，权力层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警方的贪腐，像隐形的手推动唐人街社团势力持续壮大，他们在堂口纠纷中徇私偏向，进一步激化不同社团之间的矛盾。

文化的排斥、生存的压力、权力和金钱的渗透共同打造出唐人街华人社团的罪恶。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他们野心勃勃、利欲熏心，终于剑走偏锋、罔顾法律，犯下了多重罪恶。

所以说，引发四次堂斗的具体事件仅仅是局势的导火索，以上这些复杂的社会因素才是触发大规模堂斗的根本原因。

纽约华埠的四次堂斗也并非出于单一目的。从四次堂斗的触发因素，可以看出唐人街华人社团的势力变化。

第一次堂斗发生在安良商会和他们的老对手之间，表面原因是为了争夺对赌场的控制权，实际上双方是为了争夺警察局的看重和外界的认可，或者说是为了争夺在唐人街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堂斗发生在安良商会和四海堂之间，是由一个女人引发的私人纠纷，双方都试图操控案件的审理过程。

事件本身并没大范围的影响力，没有触动赌场等重大利益，之所以升级到堂斗的规模，在于双方都想保住各自的面子、荣誉和威望。

第三次堂斗还是发生在安良商会和他们的老对手之间，始于对鸭片贸易控制权的争夺，其后则演变为面子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