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地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并在隆庆朝成功地将之废除掉。

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的祖父，所以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将之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地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比憎恨嘉靖皇帝更甚地憎恨万历皇帝的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的，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的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的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的河道监督太监。

在黄石的前世，自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以后，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的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的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的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的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地方的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的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的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的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的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的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有该如何。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的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么轻松地就得到了尧舜的美名，少年天子得意之余就决心关心一下大明的国防情况了，西南的奢安之乱已经基本平息了，辽东的乱事就变得特别的显眼。

刨除掉已经被清洗得一干二净的阉党份子，眼下似乎有两个督师人选可以考虑，他们都是文官，也都有过统领军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