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文风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平实质朴，温厚典雅，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曾巩的一生，成就很多。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尤为突出。他积极参与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他散文内容广泛，义理精深，节奏舒缓，感情醇厚，气质内潜主题明确，说理有条不紊精于炼句，语言净洁，尤善用排比句、对偶句。《宋史·曾巩传》称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又称其文“纡除而不烦，简奥而不悔，卓然自成一家”。《宋史·曾巩传》还称他“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既是一个奉父母以德的孝子，又是一个兼顾弟妹于艰难之时的好兄长。

曾巩文章的特色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当然，曾巩在诗歌方面成就也是不少。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巩以诗歌真实描写了民生疾苦的状况。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山下穷割剥”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费义可削”的政策主张。这首诗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针砭时弊，体现了曾巩关注民生疾一脉相承。与《追租》的主题思想类似的还有：描写虫灾肆掠、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著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合集《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宋代制诏草拟有内制、外制之分，白麻内制由翰林学士草拟，黄麻外制由中书舍人草拟。曾巩晚年擢中书舍人，那时候宋神宗正在搞变法和新制，三省官员重新选授，草拟任命诏书有时每天多达几十道。他便每天笔耕不辍，保持训练。这些公文呢，除了基本意思表达到位，还可以有一点点自己的文采发挥空间。

曾巩留下来的236首制诰诏令，其写作的前后时间可以大体确定在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至八月间。据统计，232首制诰29866字，4首诏令1461字，共31327字。

与曾巩同时代同职守的王震在《南丰先生文集序》里白纸黑字记录证明，曾巩的这236首制诏皆在3个月里写就，平均每月近80首。文采这件事，在古代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在礼的世界里，它真的是有用的，具有控场性质的。

曾巩是个平和的人。王安石大起大落，得势在位的时候，他不依附不迎合，有分歧时，认为变法操之过急，劝他谨慎，尽到责任，但略显失望之后，便主动请求离京，从此辗转各地，长达12年。

在王安石沦落之时，也不袖手旁观、落井下石，在皇帝面前的评价是“勇于有为，吝于改过”。“上交不诌，下交不渎”，中正平和，和而不同，这是难能可贵的坚守。

曾巩不仅跟激进派的王安石关系好，跟保守派的“三苏”关系也很好。甚至可以说，“三苏”之名传千古，也有曾巩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