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好友浅井政贞又向我推荐了山内辰之助一丰。他是岩仓方家老山内盛丰之子，自前年父亲和兄长在黑田城被犬山方讨死后，失去主家的家臣们纷纷散去，他本人和弟弟则托庇在母家亲戚、苅安贺城城主浅井高政门下。但是去年他元服后，家中的家臣纷纷回归，而浅井高政却无意替他养活那一大帮人了。听说我这里需要大量人手，并且我本人似乎收入颇丰（酢菜屋的收入），浅井政贞将他推荐给了我，附带的是山内家的一帮子家臣山内吉助（弟弟山内康丰）、五藤浄基（另有妻子、长女和两个未成年儿子，日后的五藤为浄、五藤为重）、祖父江勘左衛門与祖父江一秀父子（女人和小孩另算）……还真是买一送多啊。

鉴于这是第一个投奔我的战国名人，我大方的给了他一百贯的年俸，以及每人两贯的奉事津贴，将他一家子全养了起来，同时把秀景和小夏的年俸提高到了一百五十贯。

其余的诉讼和调解事务，我暂时只能自己负责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的感受到规章制度方面的欠缺。例如说，我遇到的很多经济纠纷都是关于钱币的问题，特别是金与铜钱、永乐钱和鐚钱的兑换比例。

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始于唐代，当时正是中国废弃五铢钱、改铸通宝钱的时候，先进的铸钱工艺由朝廷控制着。所以日本只得到了锻造的工艺，没有得到铸造的工艺。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虽然能制作锋利精良的武士刀，却无法铸造文字清晰、式样整齐的方孔铜钱。

庆云5年（708）1月，在武藏国秩父郡（现秩父市黑谷）发现了和铜。当时刚好是朝廷进行准备迁都的时候（710年平城迁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得到了这个报告，政府对此大肆宣传，把年号也改成了“和铜”，并学着唐朝铸造铜钱。这就是日本最早的钱币——和同开珎。

然而，当时的经济基本上是以米和布作为价值标准，人们并不能马上接受以政府名目发行的货币。和铜4年（711），为了打破这种无人使用的局面，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其中最“给力”的是《蓄钱叙位之令》，地方官（郡司、少领）需累积6000枚以上的钱币，否则不予录用；并且累积1万枚和同开珎后就可以升官，平民累积100万枚可以授予官位（只是累积不用上贡）……从此，日本才渐渐的有了铜钱的使用和流通。但是，由于所铸钱币质量低下和成本高昂，日本在天德2年（958年）放弃了自己铸钱，改从中国输入。这一过程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明代，在永乐年间达到了高峰。永乐通宝这一货币，就是成祖特意为用于对外贸易和赏赐而铸造的，在中国国内倒是因为明初大力推行纸币“大明通行宝钞”而流通得不多。

事情就是这样，日本从明朝得到了大量的永乐通宝（1636年幕府发行了宽永通宝，1640年开始以之回收以永乐通宝为代表的渡来钱，至1658为止共发行了27亿5千万枚）。与此同时，一些拥有铜矿的地方守护则自己铸造被称为鐚钱的铜钱。这两种钱在关东和关西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关西掌握着对明贸易，得到了过量的永乐通宝，因此而很不受待见。制霸关西的大内家为此在1485年专门出台了“撰钱令”，命令领民不可因厌恶而拒绝使用永乐通宝；室町幕府从1500年开始直到1513为止，毎年也都会发布撰钱令……但是，在关东的永乐通宝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尾张作为控制商道的商业重地，正处于关东与关西之间，因此而引发了大量的纠纷。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丹羽长秀商量后，决定请信长强行规定一个兑换比例。

事实上，直到1569年，织田信长才发布类似的命令。现在由于我的建议，很可能将这一命令的发布提前10年……

至于兑换比例，我的建议是1永乐钱当4鐚钱，这也是日后江户幕府的兑换标准，但是这还需要得到信长的支持。

在这个时候，知多郡领内忽然发生了一件事情，本家的大高城和沓挂城被鸣海城的山口教继寝反，投靠了今川家。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整个知多一郡都面临着沦陷的危险。信长急忙召集众臣展开了评定。然而，本家的大部分精力、人力和金钱，都用在了控制新得到的上四郡领地上，一时之间根本无法出兵。无奈之下，信长只能将这件事交给泷川一益，由他施行调略。

调略也需要钱啊。信长把目光转向清州奉行丹羽长秀和津岛奉行织田秀敏。

丹羽长秀报告了清州町的收入和内政状况，然后顺势提出了我俩之前商议的撰钱令。

“这件事，能够增加每月的收入吗？”信长摸着下巴问道。

丹羽长秀看了看我，我连忙双手撑地，俯身向信长报告：“禀主公，短时间内可能难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收入绝对可以得到提高的。而且，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很多关于钱币的纠纷。”

“那就发布命令吧！就按照你俩商议的比例。还有，尽量想办法提高每月的收入。”信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