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多年了，祖先的圣物从来没有离开过草原。想不到时至今日，竟要迁至别处安奉。是我等无能啊……”沙王用手抚摸着木匣，说道伤心处，禁不住又是老泪纵横。

“沙王殿下不必过于自责。值此国难当头之际，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祖先圣物迁往别处，总比落在日本强盗们的手中要强。一当局势安稳下来，我们还可以把祖先的灵墓迁回来嘛。”察克汉在一旁安慰道。

沙王拭去了脸上的泪水，将其他一些紧要事宜向达尔牧等四人交待了一番。四人各自领命，便辞别了沙王和察克汉下去准备去了。

成陵西迁之日定在了6月10日号。

当日黎明时分，伊克昭盟举行祭礼，达尔扈特人（守陵侍卫）和附近各旗的蒙古族群众云集大伊金霍洛，与他们所景仰和崇拜的始祖告别。祭礼由沙王主祭，鸣放三声礼炮后，灵柩被扶上骡轿，灵车向沙王府进发。覆盖着黄色缎幔的灵车，缓缓开进。灵车后面，依次为成吉思汗王妃的银棺和圣物。灵车前悬挂着成吉思汗身着长衣、背负利剑的巨幅画像。银质的棺椁，闪闪有光。沿途不断有蒙古族人迎住灵车叩头、举佛灯、献哈达，有的老人甚至躺在当路，想阻止灵车前进，甚至有很多人因为悲伤过度，竟然晕倒在地；还有更多的达尔扈特人失声痛哭一路相随，不忍离去。目睹这一场面的国民党《旅行者》杂志记者曾经这样描述：“成吉思汗的灵柩，是在蒙古族群众的泪海中，离开伊金霍洛圣地的。”

同样是这一天，达尔牧等四人肩负着沙王赋予的神圣使命，也动身出发了。他们无人送别，无人护卫，只是一人一马悄悄离开。茫茫草原之上，这四人的身影是如此的渺小，却又如此的清晰，他们如同清风一般拂过草地，消失在草天相接的远方，去奔赴他们未知的命运去了。

附注：

历史上真实的成陵西迁始末

1939年，绥远形势告急，重庆国民政府为保护成吉思汗陵寝避免战火浩劫，接受了以沙克都尔札布（沙王）为首的伊克昭盟蒙古族上层爱国人士的请求，派大员率军与蒙旗各界代表，共同将成陵从鄂尔多斯圣地迁移至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史称“成陵西迁”。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西进，内蒙古西部城市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相继失陷，当时的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投靠日本，建立了蒙疆傀儡政府。1938年，日军陈兵黄河北岸，日益逼近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所崇敬信仰的成吉思汗陵寝随时面临被日伪盗劫的危险。

1939年初，伊克昭盟盟长沙王认清形势，果断决策，亲赴重庆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迁移成陵的请求。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一旦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德王劫陵的阴谋得逞，将会给整个蒙古族地区的抗战带来不利，于是迅速作出迁移成陵至安全地带的决定，并且委派邓宝珊（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沙王、高双成（二十二军军长）、石华严（阎锡山代表）、袁庆增（傅作义代表）、荣祥（土默特旗总管）、陈玉甲等人为迁陵专使。同时，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派楚明善为护送主任专员，军事委员会委派唐井然为护送专员。

在确定安陵地点时，因为考虑到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曾经经过甘肃并且在甘肃去世，因此决定成陵暂移至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1939年6月初，西迁成行，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6月21日，成吉思汗灵榇到达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祭典，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敬献了花圈。7月初，成吉思汗灵榇安然迁抵甘肃榆中县兴隆山。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统治甘肃的国民党军马步芳部在败退时，于8月13日又将羁旅于兴隆山的成吉思汗灵柩，迁至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该寺是喇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郑重决定成吉思汗灵榇回迁故地。1954年4月20日，人民政府在伊金霍洛旗为回迁的成吉思汗灵榇举行了隆重祭奠和新陵园奠基仪式。从此，一座巍城壮观的成吉思汗新陵园矗立在伊金霍洛草原大地，成为人们瞻仰和纪念的圣地。

第五章 鬼忍

奉天城，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地下会议室内。

“什么？他们居然把伊金霍洛墓给迁走了？！”神月冥非常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