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党所主张的革命事业，我个人深表理解，对于俄国人民正在遭受的战争痛苦，我也深表同情。不过有一个基本事实还请阁下转告托洛茨基先生，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刚刚开始工业化，既不是对抗列强的盟友，也不是举行革命的社会，目前，我国最需要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解决国民衣食住行等问题，以及提高国民素质，并使国家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实现你们所主张的理想社会的。

另外，我认为，如果贵党确实有打碎国际旧秩序的信心的话，倒不如将目光放在东欧地区和中欧地区，因为那些地区不仅与俄国距离最近，而且也在欧洲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那些国家的人民急切的渴望一场改造社会的革命，而贵党的主张显然适合东欧地区与中欧地区。

关于这一点，我也想写一封信，请卡拉汉先生在回国的时候转交给那位托洛茨基先生，告诉他，这是我对欧洲战后形势的一点分析和看法，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多少，但是若论战略眼光，自信心还是有的。而且，我也同时会给贵党领袖写一封类似的信，使他明白，中国目前并不是敌视苏俄的，我们之所以参加国际干涉，只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避免远东地区的战乱蔓延开去，最终导致局势糜烂，不可收拾。关于这一点，还请贵党领袖谅解。”

赵北一番话，不仅回答了卡拉汉的问题，同时也解释了一下此次出兵干涉俄国远东地区的用意，当然，这只是外交辞令，苏俄方面肯定不会单纯到相信他的这个解释，实际上就连卡拉汉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出兵海参崴，就是为了向彼得格勒方面施加压力，迫使其在边界谈判中做出最大让步。

题外话说完之后，双方就边界划分问题进行了一番磋商，然后，晚宴正式开始，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迅速结束了，接着，双方继续就边界谈判问题进行磋商，一直谈到深夜十一点钟才结束，卡拉汉就在西山饭店休息，而赵北则迅速返回了总统府。

回到总统府之后，赵北没有立即休息，而是召集了两名外务部的俄语翻译，在侍从室里准备那两封写给苏俄革命领袖的信件。

依靠那超越历史的见识，赵北非常谨慎的选择着措辞，而且为了避免给对方以神棍的印象，他不得不多次修改这两封信。

赵北到底在这两封信里写下了什么内容，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确实知道这两封信是存在的，因为后世陆续解禁的苏俄时期秘密文件上曾多次提到过这两封神秘的“1918年来信”，而且相关文件与名人信件都曾明确指出这两封信都是来自中国总统府，写信者就是“远东狂人”，但是，这两封信却始终下落不明，一般认为这两封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

“1918年来信”之所以让历史学家这么感兴趣，除了相关文件与信件语焉不详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封信直接关系到了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世界大萧条之前这段时间的政治走向，根据解禁的苏俄时期官方文件，这一时期，苏俄政府的许多对外政策无不受到这两封信的直接影响。

当然，赵北在写信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后世的历史学家会对这两封充满了神秘色彩与政治预言的信感兴趣，他只知道，这只是他对历史的又一次关键性干预，至于会带来什么后果，他却无法预言了，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苏俄按照信上的指点去应付欧洲事务的话，或许，欧洲的局势将变得更加混乱，会直接牵制英国、法国等国政府的注意力。

写完信之后，已是黎明时分了，推开窗户，赵北向天边望去，看见了一丝淡淡的朝霞，如同血一样的红。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赤色黎明。

望着那天边的朝霞，赵北长舒口气，无论如何，他的1918年开局不错。

第934章 1918年

公元1918年，对于欧洲人而言，这个年份仍旧与“战争和饥饿”划上了等号，一边是欧洲西线的战事，一边是蔓延整个欧洲的饥荒和瘟疫，这个时期的欧洲，仿佛遭到了诅咒，裹胁着饥饿而来的是那场让人胆战心惊的“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感”，这场爆发于美国兵营并很快蔓延到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瘟疫几乎使欧洲的战争停下来，但是也仅仅只是“几乎”，虽然在短短一周之内，英国的伦敦就有一万八千人因为瘟疫而死去，以致于伦敦的棺材不够使用，但是这丝毫不能动摇英国政府继续战争的信念，在战争时期，无论是军人的阵亡数字还是平民的死亡数字，对于政客而言仅仅只是数字，它不代表胜利，代表胜利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德国的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