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声又响了，这艘蒸汽船眼见在朝天门码头靠岸已不可能，只好无奈的在长江南岸的暂泊点下了锚，并放下两只舢板，将船上的乘客转运到朝天门码头。

作为身份特殊的乘客，顾维钧与杨度是第一批登上舢板的人，坐在摇摇晃晃的舢板上，两人举目远眺，着实被那朝天门码头的景象吓了一跳。

“这里的景象让我想起了新奥尔良的码头货栈，只不过那里铁壳船居多，而这里木船居多。”顾维钧感慨了几句。

“少川啊，不要将中国与美国比，比不了的，美国是工业强国，中国呢？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之所以没有沦落为列强的直接殖民地，只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而且列强之间的矛盾也太深了。”

杨度也感慨了一番，拍拍手里提着的那只柳条箱，叹道：“此番入川，我特意带了几本世界地理图册，算是给总司令的见面礼，顺便叫总司令瞧瞧，咱们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有多远，要想在列强夹缝中艰难图存，就必须学会隐忍，不要动不动就与列强对抗，忍字头上一把刀，当年越王勾践正是隐忍工夫了得，才最终灭了世仇吴国，咱们中国要想强盛起来，就必须先学会隐忍。”

“那若是忍无可忍呢？”顾维钧调侃的问道。

“那还是隐忍工夫不到家。”杨度一本正经的回答。“所谓‘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才是隐忍的极至，也是临危不乱的极至。”

“我总觉得你对这位赵总司令有偏见，一位一手挑起革命大势的革命急先锋，不可能是一个莽撞的人，赵振华之所以对日态度强硬，我以为这应该是他的策略。”

听了顾维钧的分析，杨度也只有苦笑，袁世凯幕僚们说得不错，赵北在“蕲州事变”中的表演极大的提高了他的威望，尤其在年轻人当中，总司令已成了一位戴着“爱国者”桂冠的偶像，就连顾维钧这种留学国外的人也视总司令为中国的脊梁，何况是那些更加激进的国内青年学生呢？

若论老谋深算，总司令或许不如袁项城，可是若论操纵民气，袁项城就远不及总司令了，这固然是袁项城长期浸淫官场的缘故，但也与他的中枢地位不无关系，作为民国大总统，袁项城绝不可能像总司令那样去横挑列强，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而总司令只代表着一个小小的地方实力派。

可是，总司令真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实力派么？

杨度绝不这样认为，无论是“蕲州事变”还是“川汉路款亏空案”，都可以看见这位总司令的勃勃雄心，他绝不会甘心做一个小角色，如果给他机会，他肯定会趁势而起，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但遗憾的是，袁世凯并不这样认为，他依然将南方的同盟会和光复会视做主要对手，因为在他看来，赵北是支持总统制的，至少目前还有利用价值。

自从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就变得越来越刚愎，听不进忠言，所以，杨度的忠告被当成了耳旁风。

此次入川，杨度虽然是毛遂自荐，但实际上也可以看作被流放了，名义上是“四川宣慰使”，可是跟着顾维钧一同到四川来，难道就是来看看四川的风景么？顾维钧的使命是明确的，那就是参与川汉路款亏空案的审理，为那帮蠹吏做法律上的辩护，为共和时代的法治开一个好头，可是他杨度来四川干什么呢？离开上海之前，袁世凯袁大总统的电报里甚至没有告诉他这个“四川宣慰使”的职能是什么。

杨度心中一阵凄凉，袁世凯崛起于北洋，根基也在北洋，他的依靠更是那帮北洋的文武将吏，现在的中枢，那就是北洋的中枢，与他杨皙子没有什么关系，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袁世凯需要时会将他叫去，不需要时，又会将他遗忘在角落，虽然礼遇有加，可是却只是一个花瓶角色，在决策中几乎很难起到什么关键作用。

可是，当初如果不是他杨皙子苦苦哀求、劝告，袁世凯又怎么会下定决心兵谏北洋呢？